通过形象议论说理的，如鲁迅先生的《二丑艺术》(《准风月谈》)。他用“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的“二丑”来类比国民党帮闲文人，指出：“二丑”们“有点卜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吐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媚喱!”鲁迅用“二丑”形象，类比和议论国民党帮闲文人“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的“二丑”本质。像这样通过形象来议论说理的方法，与在议论说理中勾勒描绘形象一样，给人的感受和启发是生动真切而具体实在的。夏衍写的杂文《野草》(见《夏衍杂文随笔集》)，就其将哲理寓于形象之中，通过形象讲道理来说，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佳作。通观全篇，冠以篇名的“野草”便是这篇杂文的一个总体形象。由于确定了这一总体形象。以下的文章就好做了。我们看到，作者用绘画手法，先做了一番粗线条勾勒—他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科学家无法解剖结合坚固的盖骨，后来，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置其中，让它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骨骼分开了。由于这一勾勒，野草的形象就“活”了起来。在这里，作者引述的野草的力量也便在读者的心中打下了烙印。继而，作者又精雕细刻地将“被压在瓦砾和石块下面的一棵小草”的形象做了栩栩如生的描绘；它为着达成生之意志，不管压在它身上的石块如何重，石块的间隙如何狭，总要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尽管曲曲折折，终归要掀翻阻止它的石块!这是多么顽强的野草，又是多么执拗的野草!看起来纤弱，但由于自强不息，终于显现出了不可抗拒的生命力，成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胜利者。在这里，“野草”的形象茁壮了、挺拔了、丰满了，它所蕴含的寓意，它所体现的价值，‘它所展示的哲理，也都生动鲜明地显现到了读者面前；加之作者点石成金的议论发挥，全文讴歌“长期抗战”的“力”的主旨便愈益活灵活现了。这都是很好的形象化的议论。可以说，这种形象化的议论说理是杂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杂文作者必须牢牢掌握的“常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