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关创作的问题，我感到十分高兴。你在信里引了托尔斯泰的话:“我注意到，任何一件作品，任何一篇小说，只有当它使人无法弄清作者究竟同情谁的时候，才能够产生深刻的印象。”你虽然认为它可能并不全面，但却得出结论说:“难道作家就只能好为人师地教训读者吗?”“为什么写文章之前，必先考虑一番教育意义呢?”你提出的是既有内在联系但又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一是有些作者为什么要教训读者?一是作者为什么要考虑作品的教育意义?
我对文艺理论没有多少研究，但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整天和青年作者的来稿打交道。其中确有不少来稿作者是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见解的，他描写的人物成为某种见解的录音带，使读者看了，产生作者“板起脸孔教训人”之感。这些作者，主要由于生活基础薄弱，从概念出发，图解观念。严格说来，这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创作。另外也有写得较好的作品，仍不免有教训读者的味道。其中原因之一，可能由于多年来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动不动就有人扣帽子，打棍子，心有余悸，怕自己的作品会引起读者的误解，因而把自己的见解表现得特别鲜明。但这恐怕不能认为是“好为人师，教训读者”吧!
恩格斯说过:“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他又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出来。”你对有些作家的上述指责，大概是指他们的见解太显露吧。但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恩格斯是针对当时社会主义倾向作家不能深入揭示现实关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说的。当时的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政治见解过于显露，不但引不起读者兴趣，而且会引起反感。今天的革命作家，倘能深入揭示现实关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就不应对作家作过分的苛求。比方，揭露“四人帮”的某些作品，作家对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僧恨，就不必有所指摘。问题在于人物形象是否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的立场、观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