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时，似是初春季节(可能是一九五一年的三、四月间)，学生们的春装已经上身，可吕先生仍然是全副冬装-一大衣、绒线帽、棉鞋，外出时还要戴着口罩!那身体衰弱的情况，确如碧野同志在文章中所说，谁也难以想象，我们的吕先生，在当年北京大学的跳高比赛中曾获得过第一名。但在苦难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由健壮的学生时代，终于在走向社会的生活熬煎与奔波中，变成了“文弱书生”，可算个必然规律。当然，吕先生的苦读、攻外语(他已熟练地掌握了英、俄两门外语)，长期夜间从事著、译，也该是损害他健康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他身体虽然衰弱，讲课时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那怕是坐在后面的同学也听得很清晰。他的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正象他的论著一样，高度概括，很少水份，如浓缩自的结晶品，但又决不枯燥，让你明白地把握到原理，并能引起你举一反三的联想。他讲授的文艺学，在那时就已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贯串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例证、分析都出自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这些都是我们从当时e有的一些文艺理论教材中难得见到的。
我是我们年级的文艺学的课代表，和吕先生的接触多一些。或者还可以说，我早就读过了他的《人的花朵》和《文学的倾向》两本文艺论文集，是他的崇拜者。做了课代表，当然要经常反映同学们的意见，因此有时要在晚间去拜访吕先生。记得他当时是住在金口二路十六号的二楼上。播怡、潘悦和他生活在一起，有个保姆带她们。她们还很小。潘怡可能刚上托儿所，潘悦还坐在床上，团团的脸，圆圆的眼睛，活泼可爱。我经常是和同班同学郭宏业同志一起去访问吕先生，如果遇到先生房间有客，就去和潘悦玩一会儿。潘怡给我的印象是老实而拘谨，晚间还经常伏在桌上写字，可能是父亲对她要求很严格。吕先生平素也是严肃寡言的，但对学生提出的间题，他的回答却都是和颜悦色，深思而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