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傅种孙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同学，多年同在师大附中任教，后来又都回母校教课。我们抗战期间分别在西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执教。1950年全国解放，我回到北京，他提醒我应该回原岗位，我便回校任课。他当时任教务长，我又在他直接领导下兼做部分教务事宜，朝夕相共，更增加了我对他的认识和钦佩。
首先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两三年间的治事精神。他察性耿直，做事公而忘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北京解放后不久，在偶然的机会下，因湘潭汤澡真教授的介绍，种孙先生得以会见毛泽东主席。会谈之下，领袖对种孙先生的学识，颇为器重，助勉有加;种孙先生则受宠若惊。试想解放以前，被反动政府视同草芥、长期遭受迫害的一位科学家，一旦亲聆主席教诲，受到和煦拂拭时，所思何事?只能是谋求如何适应时代需要，力图报称而已!种孙先生出任师大教务长之时，正届北京和平解放之初，师大一如北京当时其他高等学校，疮皮遍体，百废待兴，全校师生无不隅隅望治;但思想傍徨则无可讳言。当时安排副教务长丁浩川同志主持政治思想工作，而举凡教学秩序、课程调整、教师编制则统由傅教务长负责。其间与苏联专家的配合，如何抉择，如何扬弃，尤其煞费周章;使一位认真负责的科学家心力交瘁。先生患胃溃疡多年，此时往往因公务繁忙，日不暇给，以至废寝忘餐，常以几片饼干充当膳食;教务已极度紧张，而新校舍的建设，从图纸设计到工地实践，也在他的治事范围之内。记得一次讨论计划，傅先生在主持数十人的会议之中，因胃溃疡复发而大口吐血，但仍坚持把会议进行到底。其所以弹心竭力、呕心沥血以赴事功，无非是爱党、爱人民、爱教育事业的集中表现。
傅种孙先生的治学精神，可以概括为“谨严”二字。他的教学工作同他的治事精神一样，也是认真负责，数十年如一日。他对课堂教学，极有研究，讲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鞭辟入里，尤其边讲边写的板书，总是成竹在胸，写来眉目清楚，远看如画图。有人以为这是小节，其实大有助于理解，能使学生印象深刻。曾有旁听过的人，认为他的板书足为楷模，遂于下次听课时携来相机，将所作板书一一摄取，然后作为插图编入他自己所著的数学教学法书里，深受读者赞许。于此可见种孙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其研究教学法的精到。我记得在20年代师大附中为一位敲钟40年一无差错的工友开了一个表扬大会。会后傅先生对我说:“长期不懈地努力是一切成功的秘诀。”这话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一种信念。他在数学上的造诣，我虽不敢妄参末议，但知他与当时数学名家时有来往。他数十年培养的门弟中，后来在著名大学数学系充当主任和教授的，很不乏人。他的著作很多是结合他数十年课堂教学经验而写的，与纯理论文章不同.因而弥堪珍贵。他在师大附中以其长期经验和其他数学教师共同创办算学丛刊社，完全以数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为目的，编纂中学适用的整套数学教科书;既在师大附中使用，为该校同学奠定了理科的坚实基础，后来又通行全国，把当时疏漏多端的中学数学教材整理得理论严密、条理清楚。这番功绩不可磨灭。
种孙先生把培养人才引为自己不容忽视的责任，而且怜才爱士。凡在社会上但有一技之长，便嘉奖与提携，多方延揽。
以上仅就个人记忆所及对傅先生治事、治学与执教三方面略述梗概，藉以纪念。我今年八十有二，且重病在身，写此短文，聊申积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