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一别，虽然不时地也从刊物上看到过先生的几篇文章还买到过一本先生翻译的《列宁论作家》，但初时还不知道他已来到了北京，是同班同学孔庆珊同志把他的行踪告诉了我们，并约我和蓝翎同去看望吕先生。我们，至少是我很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孔庆珊同志又转达了吕先生殷殷邀请之意。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天，孔庆珊同志领我们去看吕先生，他当时是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上。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笑风生，似已忘却了我们在三年前对他作的“左”倾幼稚病的批评。年底我义自已去看望他，先生仍象原先对我那样，同我谈学习马列要读原著，也谈文学，谈治学方法，并把他刚刚出版的两本新译著—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作家出版社)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人民文学出版社)赠送给我，扉页上都题有“希凡同志诗正，吕荧五四年十二月”的字样，这两本书我珍藏至今，但书在人亡，先生却早已离开人世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先生对我始终没下功夫去掌握一门外国语，深表遗憾;而且对我读了两年半俄文，居然会一无所获，更是感到奇怪。可能是为了增强我学俄文的信心，他把自已用了多年的《俄文读本》(刘泽荣著)送给了我，并告诉我，他就是靠自学这个“读本”掌握了俄文的。当时，我虽对学俄文并没有增加什么兴趣，却也被先生的热诚的关怀而感动了，很想在学俄文方面拼它两三年，但那知从先生那里回来，我调动工作事出了小小的曲折，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不大肯放我到《人民日报》来工作，研究班催我回去参加年终考试，而我们的老校长(吴玉章同志)，又有意把我送到俄文先修班补习两年俄文，然后到苏联留学。为了家庭的负累(我的大女儿已出生了)，也因为对能否学好俄文缺乏信心，我终于婉谢了校领导的盛情美意，离开了研究班，到《人民日报》来做编辑了。当然，也就因此而终于没有再学俄文……记得为了这件事，也曾好久没去看吕先生，深怕他问起学俄文事，而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