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紧紧抓住工人刊物的特点，积极进行正面的宣传报道，同时狠抓批评稿件发表后的改进落实情况，深受广大职工欢迎。在业务上很快进入了编、采、通和编、印、发全面提高、全面发展的局面。每期发稿前的“编前谈”，是编采人员集思广益，信息交流与确定重大报道线索的漫谈会;每期刊物出版后的评刊活动，是肯定成绩找出缺点的大会诊。每当这时，也是全社人员思想最活跃的时刻，大家各抒己见，表扬好稿，批评缺点，接受教训，人人畅所欲言.如果出了较大的乱子，我就要亲自出马进行“补牢”，既不能给大家泄气，也不能和稀泥，要在乱麻中理出头绪，赏罚分明，以利再战.例如1981年第三期刊物上发表了“工会替我说了公道话”一则呼声后，工会内外反映强烈，全国各地有几十封来信，分别寄给全国总工会和我省总工会.褒贬各异，工人群众兴高彩烈，说“《辽宁工人》替我们说了公道话!”
可是省总工会生活部的同志，就此事对本刊提出了严正批评，指责我们捅了漏子，说“过去已经处理完的问题，这回都借机翻案，简直是沉渣泛起……”;老主席批评我们发稿不慎重，事先没和生活部打招呼;责任编辑却说“编稿前已经和生活部通过气，是总编室审稿时把关键的一句给侧掉了……”其说不一这个问题必须当机立断，妥善解决。于是，我带着各方面的意见，亲自到全国总工会请示，并访问了有关部门，终于理出了头绪。回沈后以本刊编辑部名义，通过信箱专栏回答了读者。文中既有对本刊因疏漏造成失误的检讨，又强调了“比照因工死亡”与“因工死亡”的区别，同时，也把那则“呼声”的原意，在于表扬丹东市总工会和孤山丝绸厂工会替工人说话这一目的加以重申，也说明这则呼声并非政策解答，不能作为落实政策的根据，此后，各地的来信来访终于平息下来。用这件事的教训，进一步向全体编采人员进行教育，大家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今后一定要把一切疑问消灭在发稿之前，特别是批评稿件不能有半点水分，并把这一信条，列入编辑守则之中.在编、采、通全面提高的基础上，《辽宁工人》以其固有的生命力茁壮成长。
一本杂志的“编、采、·通”上去了，只能说是完成任务的一半，尚未体现出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而另一半工作就是出版与发行。一个杂志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比作战，忽略了哪一方面军的力量，都会影响整个战局，一件牵动着全社人员情绪的大事，就是每年的刊物发行数量，虽然发行数字不是衡量一本刊物的唯一标志，但是人人都习惯于随它的升降而优乐.作为杂志社的主要领导人，要和大家的脉搏合拍，必须对此花费适当的精力。当时曾紧紧抓住每年一度的通讯发行表奖大会，全力以赴地把会开好.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对各市、县也就做了摸底工作，平时全社人员都能积极主动配合开展工作，发行份数稳健地增长，三年迈了四大步，结果在全国几家兄弟工人刊物中，我刊发行份数始终名列前茅。
1983年秋，全国出版协会为第一次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征集论文时，我的《为工人办刊初探》论文入选，应邀出席了是年冬在桂林阳朔召开的出版界盛会，取回了全国各省、市和地区有关编辑出版方面的宝贵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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