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我从山大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班继续学习，作研究生。即将离开自己心爱的专业了，心情处于矛盾之中。临行前，我把大部分课堂笔记本都留下了，但有两本笔记我还是带到了北京，一本就是冯先生的讲课笔记，另一本则是吕荧先生没有讲完的“文艺学，课程。
到了我走上报纸的工作岗位，用自己的文字与戏曲杯结缘时，也还是从我们的古老的戏曲传统开始的，这本集子里收辑的写得最早也是我的第一篇谈戏的文章，是论《琵琶记》的《作家的主观与作品的客观》。那写作的直接的动因，虽然是一九五六年中国剧协召开的《琵琶记》讨论会.但是，所以有动笔的勇气，也还是因为有了从冯先生那里得夹的一点知识作基础吧，特别是在后来在历史剧的讨论中，有人以《桃花扇》为历史剧范例进行驳难时，倒使我有了温习旧课的机会。
我国的戏曲遗产是极其丰富的，其中当然有许多瑰宝和精华，但因为它产生的时代的局限，也必然夹杂着不少封建的或消极反动的思想槽粕。在“十七年”中，我们的戏剧战线，象文艺整个战线一样，的确出现过“左，的错误，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党和人民政府对戏曲艺术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建国初期，政务院的“三改政策”，推动了我国戏曲艺术的空前繁荣与发展，‘成绩是巨大的、辉煌的、抹杀不了的。我觉得，即使是现在，对传统的戏曲艺术，采取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柏，还是当前戏曲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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