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第三册语文课本里有一篇《纳谏与止谤》。文中极力赞扬邹忌与齐威王，称他们是贤臣与圣君;并追古思今，提出借鉴与取法的主张，意下是要平民老百姓、下级干部学习邹忌那种委婉而讽的进谏方法，让领导干部学“千载而下，犹令人感奋不已”的具“何等气度，何等磊落胸怀”的齐威王。
在名家名篇面前，我是愚者一得，认为这种见解错了。
先从时间上看，齐威王、邹忌跟我们相距千载，作者是“《邹忌讽齐王纳谏》读初小时就成诵了”,4400年后，再读一遍。”虽然是60年，人间已经沧桑几度，更何况千年呢。为什么“委婉而讽”仍然是当前规劝领导最好的方法?为什么邹忌竟应该永远是那些忧国忧民、想对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同志的“榜样”?
面对“龙鳞”不可批，“圣听”不得逆的国君，邹忌是“贤臣”，不能不用委婉而讽的方法来规劝。但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每个人都受法律的保护，每个人都有言与行的自由，有话就讲，何必畏畏缩缩学邹忌呢?要下属学邹忌的，恐怕是只有邹忌式的进谏才接受得了的领导，更可能是平时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角色，哪配得上“宽大明智、精神高尚的形象”的褒称?而时在今日，想讲话样一来不就等于证明今天的民还只是小小的民，官还是高高在上的官，我们还是有天无法的社会吗?
其实不然，中国正大踏步地从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影响中走出，走向民主与法治。民主社会的标志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何况，新中国的“官”，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公仆，人民向自己的公仆提出意见，表示不满，又何必察貌辨色，心惊胆战，委婉而讽呢?
如果“谏”的含义在今天就等于“批评”，我想在建设四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倡的是直谏，而不是讽谏。时间对于四化是极其重要的，而邹忌式的讽谏，慢慢绕圈子，磨嘴皮子，这与现代化的节奏是格格不人的。
今天读《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的意义，我觉得就是认识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善于打比方的臣子和一个能够反省的国君而已。当然，邹忌的委婉而讽的方法，如果不是用来监督公仆，而用来规劝朋友，教育子女，那还是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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