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风雨沧桑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党走过了80个春秋的光辉历程。我作为党的千千万万儿女的一员，迎来党的80周年诞辰，感到无比激动。生我者父母，教育我成长的是党，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自从我人党的那天起，我便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矢志马列主义，致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即使赴汤蹈火，也义无反顾。经过党的几十年教育和自己的实践，我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重要的也是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党的事业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是解放前在粤赣湘边纵队人伍的。那时我向老党员、老战士学习，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每到一个地方都为贫苦农民挑水担柴，打扫卫生，帮助生产劳动，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一家亲。解放后，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都牢记党的教导，尽己所能，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好事，决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个人的经历，有几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1958年，我在中共汕头地委工作。那时全国不少地方刮起“浮夸风”，把成熟了的水稻十多亩、几十亩并到一块田，放出水稻亩产万斤、十几万斤的“卫星”。我省粤北的连县就放了“亩产六万斤”的“卫星”，《南方日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表示祝贺。当时我下放潮安县枫溪公社蹲点办社。而潮安县1956年就是全国第一个水稻亩产千斤县，是著名的高产区。放不放“卫星”?放多大的“卫星”?工作组内部有争论，受到的压力也很大。我经过反复考虑:我们都是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有多少产量心中有数，作为共产党员怎能吹牛皮、讲假话、搞浮夸，欺骗国家、坑害农民呢?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万万不能干。我提出宁愿被戴上“右倾保守”的帽子，也不能放“卫星”。工作组的其他同志讨论后也认为“不要图虚名，得实祸”。后来的事实证明，凡是“浮夸风”刮得厉害的地方，过了不久就发生水肿、饿死人的事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翌年春夏之交，自称“小小老百姓”淤陈伯达来到枫溪公社调查人民公社的问题。其中他提出一个问题“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能不能办下去?”征询基层干部和工作组的意见。有的干部害怕这位中央来的“大干部”批评，不敢讲真话。我想自己是共产党员，如实地反映说:现在把社员的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大家都放开肚皮在公共食堂吃饭，生产队的千部优心忡忡，粮仓的粮食快吃光了，鱼塘的鱼也快捞光了，公共食堂很难再办下去。后来，党中央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解散了公共食堂，重新分配自留地给社员，社员们很高兴，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助于渡过经济生活最困难时期。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左”的政策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作为共产党员应当敢于坦言直陈，不要患得患失。
70年代后期，我在省农业委员会任计划财务处长。当时国家分配给我省农用化肥(包括氮、磷、钾肥)100多万吨。历来分配给市、县农用肥分为两部分:一是按耕地面积合理分配生产肥;二是按上交国家的余粮、蔗糖、油料等多少，相应分配奖励肥。两种办法相结合，既照顾了生产者的利益，又照顾到对国家贡献大的地方给予奖励，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有一年有同志提出要取消生产肥分配，全部改作奖励肥，而农委一位领导也同意了。这样做势必损害一部分“老、少、山、边、穷”地方人民的利益，引起不满。怎么办呢?随后我带了一个工作小组，先后去了阳山、东莞等县作调查研究，征询了农民、基层干部和县领导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希望维持原来生产肥和奖励肥相结合的办法。回来之后，我向农委领导作了汇报，终于领导也同意了。事实又一次教育了我:一切工作都要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要唯“实”，不要片面唯“上”;要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以减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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