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0年的奋斗历程，我与党风雨同舟也有56个年头。我于194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56年来不管遇到什么风浪，我都始终坚守56年前的政治选择，努力向前。
1946年10月，我如愿以偿，人读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我的人党介绍人何振超也同时人读中山大学经济系，两人一起过组织生活，同党单线联系。有一天，党的单线联系人简同志约见我们，为安全起见，她在广州沙面租了一只可靠的花艇，三人佯装畅游白鹅潭。简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后，问我们学校的动态。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选读什么学科，现在并不重要;在当前，作为共产党员，你们最重要的共同任务就是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而奋斗一。目前，解放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反动派正气势汹汹地进攻我解放区，我们在白区要努力开展民主运动，向国民党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开辟第二战线。你们不管读什么院系，都要团结同学，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当然，你们又要十分注意隐蔽自己，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这次谈话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抛弃了科学救国的幻想，义无返顾地投身到火热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在1947年“5.31”示威大游行中，我和何振超都参加了宣传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向群众作口头宣传，发送传单。在游行队伍受到反动派的镇压后，在队伍返回途中，我们又向沿途的群众控诉刚刚发生的暴徒们在长堤的暴行，宣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正义主张。后来，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题名《血债》的书，记录了“5.31"事件，里面有一幅我当时参加宣传队的照片。1949年“7.23”事件后，我离开中大，到新会参加武装斗争，继而随部队解放江门，一直留在江门工作。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我未能如愿成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实现科学兴国的理想，这当然是个遗憾，但我并不后悔。不幸的是，1958年那场运动，我丧失了政治生命，人生陷人低谷。但我没有放弃理想信念，更没有自暴自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获得了新生，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焕发了革命青春。在新的岗位上，我在教学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等方面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尽了我本份所能。在我离休的时候，老师们给了我一个“开明书记”的雅号，我感到莫大欣慰。
离休之后，虽受疾病困扰，但我仍热心地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做了点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参加了市、局两级“关工委”的工作。
1997年5月，我70初度之时，写了一首七律:“冷暖人间苦乐身，坦然回首看风云。孜孜求索悠长路，默默耕耘点滴痕。自古清谈多误国，从来腐败最伤人。牛年有幸逢双喜，携手同跨世纪行。”我愿在有生之年，继续与党风雨同舟，继续“孜孜求索”、“默默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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