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30日是我永不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从满头黑发到如今白发两鬓，近40年来，是我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土壤上、实际工作中成长的历程。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大喜日子快要到来的时候，一个个片断在我的脑际浮现。
我人党的60年代初，国家陷人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疾风知劲草”。我咀嚼着这句格言的含义，意识到:作为一个党员，应当经受得起困难的考验。当时，我在广东师范学院作教师，自觉地参加下乡贯彻党的政策，以恢复农村经济的工作。我下乡的地方是梅县一个僻远的山乡。由于粮食供应困难，每天都得忍饥握饿。我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和农民一起劳动，虽然艰苦却感受老百姓给予关心的温暖。例如，一位老妇人，怕我因没鱼肉吃而缺营养，门炒些自种的黄豆给我做菜!离开山村时，老人还给我送些花生，送我出了村才回去。老人的慈祥脸孔，我毕生难忘!在艰难的日子里，我还意识到，肚子虽天天饿，但脑子却不能日日饥。我买了一本毛泽东论调查研究的书结合实际认真阅读。八个多月后，在我们离开山村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已被调动起来，开始吃上饱饭了。一家农民还请我们几个人喝鸡汤，那滋味，真是好极了!这是我入党后的“第一课”，让我懂得同人民共甘苦的忧和乐!
在“四人帮”垮台这一“人民盛大的节日”里，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天天晚上执笔写“剥四人帮画皮”的系列文章，第二天在《南方日报》一版见报。每天都得干到凌晨三时左右，睡醒后看到文章被登在醒目位置，感到在难忘的日子喊出了人民的呼声的喜悦。我们一连干了八个晚上，连续发了八篇“剥四人帮画皮”的文章。累则累矣，但此中振奋的情怀，却是永难忘却的。“四人帮”垮台后，我被派往惠阳记者站。一次，我和其他两位记者一起采访，发现了当地农民悄悄地搞起带“包”字的生产责任制。当时，“左”的流毒未清，这种做法却在农民中实行了。农民的智慧、勇气，真是了不起!于是，我们燃烛夜战(当晚正好该地停电)，把稿写好后在《南方日报》发表了，得到了较好的反响。此事让我永远记住: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深入人民群众，思想才有源头活水!在参与创办《南方周末》以及在该报当主编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同事都紧记“人民”两字—报纸要反映人民呼声，才会受到人民喜爱。我们常说，报纸的每一份售出，都是读者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买的。这对我们这些报人，是压力，也是动力。发每篇稿，都必须考虑人民的需求。在《南方周末》办报五周年时，新闻界老前辈黄文俞同志写了一篇《探索新路办出特色—致<南方周末>编辑部》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文中说到这张报是“合乎广大群众迫切需求”的。名作家秦牧在《<南方周末>序》中说:“南方日报增刊《南方周末》，办得很有特色。它格调高尚，情趣健康，一纸风行，影响及于全国。”这两位老前辈写文章说这些话，是在1988年，其共同的意思是，办报，要合乎人民的高尚需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让自己的劳作也与人民群众相联系，自是平生一乐。
退休后，一面养生、抗病，一面有感而发，写写文章，还怀着真挚之情关怀青少年成长，认真修订了一本为青少年而写的书重新出版。这中间，时刻感受到亲人、朋友、同事、医护人员关怀、帮助的温暖。多年来，我没有不在位而产生的“人走茶凉”之感，更没有“多病故人疏”之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深感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是工作，还是退休，也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困境甚至险境，只要心有人民，自然会得到真乐。当然，这一点，对于那些忘了百姓，只顾以权谋财，以花天酒地为乐的人来说，是不会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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