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是20世纪30年代末轰动世界的长篇小说。小说从清朝末年社会的大动荡开篇，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后到抗战初的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变化。但这一点仅仅是作为故事的大背景而存在。林语堂先生在小说的著者序中写到，“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他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
那么在那样的尘世生活里，当代中国男女到底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呢?又是如何成为神州的自由民呢?
林语堂先生从儒家和道家学说的结合中去寻找答案，他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掺和在一块，得到了一种儒道掺和的理想人生观，并通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姚思安，将这一理想人生观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力，不受环境的支配。”也就是说，这种“城中隐士”是“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
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姚家的主人，姚思安，正是这样的一位“城中隐士”。小说的开篇，就展示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遭劫，皇室逃离，生灵涂炭，城内百姓纷纷外逃。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动乱频繁、兵荒马乱、灾难降临的环境中，姚思安仍能泰然自若、步伐坚定，完全不受环境的影响。在全家逃难而离开北京城之际，仍能有条不紊、沉着冷静地安排一切。
这位姚老先生沉潜于黄老之修养中，遇事冷静，处事不惊，是一位真正的道家高士。他从不心浮，因为他认为“心浮气躁对心神有害”;他总是持着“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的处世态度。他不会为小事所动心，而是要享受心灵的宁静。
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宁静的心灵，使得姚思安对许多事情都看得很轻、很淡，尤其是在对待财物的态度上，更是如此。
姚思安认为财物乃身外之物，“你若把那些东西看作废物，那就是废物”，并且他相信事物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任何人都不可更改其发展的轨迹。在女儿木兰担心那些古玩被掘走时，姚思安有这样一番妙论，他说：“物各有主。在过去三千年里，那些周朝的铜器有过几百个主人了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永远占有一件物品。拿现在说，我是主人。一百年之后，又轮到谁是主人呢?”所以他对难过的木兰说：“若不是命定的主人掘起来那些宝物，他只能得到几缸水而已。”
姚思安对身外之物看得如此之淡，其实是经由他对物的某种理解，在心和物之间达成了某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物不足以为心累，心不至于为物役。这种对物的理解，正是庄子所谓的“齐物”。庄子认为，齐物的关键不在于物，而在于心。物是不齐的，但是如果无心于不齐的话，这不齐之物的分别于我又有何意义呢?这也就不会为物所累，为物所役。此外，又如庄子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对于个体而言，没什么可以永久保持，永久拥有。既然这样，又何必去在乎那些财物的得与失呢?姚思安正是深深地参透了这一点，才会对财物看得如此之淡。
而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姚思安更是秉承了道家的生死观。道家崇尚自然，是从人和自然的联系中来探讨生死问题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地、天、道的规范。而庄子则认为，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构成人的自然物质是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一气耳。”庄子把生和死铸入了无限的天地整体之中，身体“是天地之委形也”，生命“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是天地之委顺也”。人的生命产生的过程，就是由天到气，由气到形，由形到生命的过程，人的生命也就是气的聚散，是自然而然的过程。生与死的变化是自然之道在人的生命中的体现，非人力所能左右和改变。因此，人不应为生死意念所困扰，而应当以顺乎自然的态度去处理生死问题，反对人为的追生避死。
正因拥有这样的一套道家生死观，姚思安在夫人去世时一滴眼泪也没流。他是这样对儿女们解释的：“一读《庄子》，你们就会明白。生死盛衰，是自然之理。顺逆也是个人性格的自然结果，是无可避免的。虽然依照一般人情，生离死别是难过的事，我愿你们要能承受，并且当做自然之道来接受。”
但是在这一套生死观的背后，姚思安又有其达观独到的看法。在女儿木兰问他是否相信人会成仙时，姚思安便一口就否决了这种想法。他认为生死是自然的真理，真正的道家会战胜死亡，因为死就是“反诸于道”。他还相信人的不朽，他对木兰说：“由于你，你妹妹，阿非和你们所生的孩子，我就等于不朽。我在你们身上等于重新生活，就犹如你在阿通阿眉身上之重新得到生命是一样。根本没有死亡。人不能战胜自然。生命会延续不止的。”
由此可看出，姚思安如道家一样认为人是无法逃避生死的，但他同时认为人能够在精神上超越死亡。他认为生命一开始就化入了群体，一开始便注定了它将在无尽的生命链中永远存在，于是瞬间和永恒的虚假对立消失了。正如《庄子•养生主》最后的结束语：“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姚思安以道家的思想处世待物，他自称为道家，然而他却又说自己并“不是道家”，他的“道”要比老庄之“道”更宽泛，是对道家学说的扬弃和发展。他肯定了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在很多时候都顺应自然之道，但同时他又摒弃了道家逃避人生的消极之举，将儒家积极的人生观融入其思想当中，并把这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道家学说中的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统一的观点，天人合一的观点，使他对人生、世界无不静观处之，对家庭、社会总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而儒家思想中的“明性达理”，则使他不断完善个人修养，永保赤子之心，且重视家庭亲情，关注家庭和国家的命运。
面对大儿子体仁的愚顽和放荡，当知道体仁是扶不起来的粪土之墙时，姚思安又把希望寄托于小儿子阿非;他热心于二女儿莫愁与穷书生孔立夫的婚事;他虽然不赞成小儿子阿非与红玉相爱，可从不干预，对阿非与宝芬的结合则顺水推舟;他主动出主意，并亲自出马，帮木兰挽救了丈夫和家庭。
在国家命运面临改变之际，作为道家代表的姚思安更是表现出与作为儒家代表的曾文璞截然不同的态度。曾文璞一直坚守着儒家的思想规范，然而他并没有如孔子般追求“入世”。在他看来，革命就等于人类文化到了洪水猛兽时代。他倒不在乎清朝被推翻，他怕的是随后而来的变化。这位刚强坚定的儒家信徒，看得出一段大乱即将来临，打算明哲保身，不被卷入。革命爆发之后四天，他便去心已决，不再踌躇，不再恋栈。而一直潜心于道家学说的姚思安则与其相反，他对国事仍时时关注，而且同情变法的光绪皇帝，批评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出巨资支援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对日抗战。对姚思安而言，生意可以不做，家事可以少管，但国事不能不关心，革命不能不支持。
儒家积极的人生观使得这位道家之人不会像庄子般飘然物外，而是重视现实生活，并善于享受人生。他不惜重金从一个破落的旗人贵族手中购下王府花园，旨在享受园林之雅趣。在自认为完成了世间应尽的各种义务之后，他离家外出游历十年，住道观，访古刹，踏遍名山大川，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自我”，寻找“乐生之道”。出家十载，七十高龄的姚思安终于得道不俗。他信道又超越了道，他觉得晚年享受天伦之乐，进而寿终正寝才合乎“道”，也是人生之乐。姚思安并不赞成庄子那样死后曝天原野，而是又回到了烦俗的儿女身边，要在儿孙的环绕下安享天伦之乐。
从姚思安的处世哲学到生死观念以及其生活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作者精心塑造的这位理想道家人物并非老庄哲学的翻版，他只是抓住道家的基本精神，而摒弃其偏颇、绝对化的因素，故这里有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而没有退回原始、没有对社会的逃避;主张适时的自我克服，而没有绝对的自我否定。姚思安的这套掺和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人生观，即是林语堂先生寻找到的一种儒道掺和的理想人生观。这套人生观，使得这位身处乱世之中的姚老先生，始终都能保持一种平衡的心理状态，处世总是不偏不倚，并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神州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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