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封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利于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是我们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使用的武器，必须是先进的、革命的，也就是说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事求是，具体应用。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武器，不顾及我们当今社会和民族传统的特点，而用早已过时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不但反封建道德观念达不到目的，反而会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目前，广大群众对这些不良倾向的作品很是反感，认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宣扬的道德观念，不但不能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只能会败坏我们的社会道德风尚。当然，我们不能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些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给社会风气带来的危害。
最后，文学作品反映道德内容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同一作品中，有时良芳并存，瑕瑜互见。对于这样的作品，在阅读欣赏时，不能主观武断，简单从事，而应对之进行科学的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否则，就难免片面，达不到弃恶择善的目的。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作为一篇被肯定的作品，曾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对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揭露，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是，其中“我”与赵志国的结合与分离，不能不说是轻率的，不严肃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
“我”的悲剧的酿成，最初是社会造成的，很值得同情，但后来则主要是自己制造的，不但不值得同情，而且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她的另一篇作品《春天的童话》，即使从道德倾向上进行评价，也是一篇失败之作。主人公羽姗，自称“太阳”，以“太阳神”自居，她为了自己所谓的“爱情”和“幸福”，制造口实，接连抛弃前二宝和舒鸣，又去追求一个妻儿俱全的老千部。而当她发现事实之后，却又成为一个疯狂的复仇主义者。这样的一个人物，尽管作者极力予以美化，把不道德的行为当作道德加宣扬，把极端利己主义者当作“思想解放的勇士”加以称颂，但也不能掩盖其不高尚的道德观。
但是，如果对作品进行科学而公允的研究，其中对何净的描写刻画，就其道德观来说，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借助一些细节的描写，活现了何净的丑恶灵魂和卑鄙行径，是令人可信的，作品中对他的道德批判也是完全应该的。因此，我们在具体对待一部(或一篇)作品时，总的倾向是失败的作品，也应注意进行分析，对于其合合理的部分，也不能一概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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