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起《红楼梦》来，《儒林外史》倒的确是连宝、黛形象里所休现的这种浪漫主义精神、某些艺术方法和特点都很缺乏的现实主义作品。这自然并不是说吴敬梓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作家，间题是他的理想，并不是从现实生活斗争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
《儒林外史》虽然深刻地暴薄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猛烈地抨击了它对知识分子以至普通人民的精神戕害，但作者却是凭借理想化了的复古的封建思想来批判现实的。他创造出来的所请大儒、真濡王冕、庄绍光、迟衡山一类人物，不过是理想化了的复古的封建思想的化身，缺乏激动人心的浪漫精神的现实内容，甚至和贾宝玉的那种叛逆的性格力盆比较起来，这些“真儒”的形象也缺乏真实感人的特征。
古礼古乐的祭泰伯祠，作者虽然是煞有介事地把它作为“理想化”的高潮来写的，还安排了一个“两边百性，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的群众场面，实际上那只是吴敬桦的对于儒家正统封建思想的复古的幻梦，所以作者在最后也不得不给《儒林外史》的“贤人君子”们安排了一个“变徵之音，凄清宛转”的结局。在这样的形象世界和理想世界里，当然不能说有什么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艺术方法的特色。我们这样来评价《儒林外史》，并不等于贬低它在现实主义创作上的伟大成就，更不等于说，其他两结合的作品，就必然比它更有时代价值，实际上在《濡林外史》艺术形象世界里，虽然缺少浪漫主义艺术方法和特点，但它在批判现实主义方面的独创的发展，它对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灵魂悲剧的剖析和批判，它的辛辣的讽刺性的喜剧手法，又有其他作品所不逮的地方。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高度评价的那样:“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是后亦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从以上分析看来，我国古典小说的现买主义流派和浪漫主义流派，以及融合了两个流派的鲜明特征的作品，确实也留存了它们的时代的阶级的精神烙印，但它们却并不是和什么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及西欧十八、十九世纪式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相联系(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每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