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和母亲，对于人们来说是两个神圣的、情意深挚的名词。对于学生来说肯定又会增加一个——母校。直到现在，我每想起小学就读的北京市第十八小学(现在的府学胡同小学)，初中的北京第四中学，高中的师大附中，就心潮澎湃，尤其是对于师大附中更是怀念不已。在这个阶段(1934一1937)我经历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并且决定性地选择了我的人生道路，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60年矢志不渝。
回首往事，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当1918年我降生在这文明古老的大地上，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的母亲对我进行启蒙教育，谆谆告诫勿忘国耻，讲到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的21条，母亲愤慨的神情，至今清晰。当我稍大移居天津后，目睹骄横的日本浪人横冲直闯。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收回租界?这成为我心中的间题。1929年全家搬到北平，我亦正式进人学校，受到“爱祖国、立大志”的教育。
我考人初中那年，恰逢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学校开学典礼，校长训话刚完，我立即跳上讲台，激昂慷慨讲述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高呼“坚决不当亡国奴!”我声泪俱下，全校师生为之动容。从此，我参加了学校的抗日活动。带头人就是当时高三的学生，以后成为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的黄诚同志。
初中毕业，因为考虑到师大附中民主气氛较为浓厚，我毫不犹豫转学到师大附中了。这时我已开始阅读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一些进步书籍。在家庭、社会、学校的影响下，进人高中后，我的思想进步较快。先是在学校内自办壁报，曾写热烈欢迎著名左翼作家巴比塞来华等文章;参加校内读书会，以及参加全市学生的娠济黄河水灾活动等。去年，我读了1935年11月组成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谷景生写的文章。我才意外而又亲切地知道，我那时已是在党引导北平大中学生的轨迹上前进。
这里必须说一下我的外祖父李锡九。他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又是资格很老的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原来奔波国内各地，1932年定居北平和我们住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十分巨大。从他那里，我认识了一些革命前辈，知道了世界上有“赤俄”，中国有共产党、苏维埃区，有“八一宣言”等等。这些对以后我加人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何梅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华北广大领土即将沦丧。国难日深，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在悲愤中仿徨、思索着，终于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喊出久压在心底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雄壮口号。我因为不愿意被统治者办的报纸封锁，早已自费订了英文日报，“从中看到简短的报道，于是在“一二·九”的次日，即10号的中午同学们围着火炉烤白薯时讲了这一消息，同学们七嘴八舌热烈议论起来。那天下午一上课，我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全班一致决定成立学生会，立即行动。老师也是爱国的，礼貌地退出了教室。那天课后有全校的音乐会。我们参加后按计划办事。主持人刚宣布开会，我立即站在原地的凳子上声嘶力竭地讲述，昨天有不少学生冒着军警的毒打和水龙头威胁而举行示威，我们却在这里安静地听音乐会，号召同学们立即行动。然后，全班同学退场。这就是同学们有时还说起的大闹音乐会。回想起来，这样的举动当然有些幼稚，但是同学的热情、义愤毕竟是难能可贵的。果然，一石击起千重浪，全校的课堂、操场、宿舍里都在谈论“一二·九”了。接着“一二·一六”那天，有少数外校的同学受伤后被军警追到我校操场，本校的一些同学忙于为他们包扎抢救。从此，“一二·九”、“一二·一六”燃起的救亡火把，在我们学校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接着，本校有刘家栋(甲三)、叶英(郭一鸣)等四位同学，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农村宣传抗日的活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下的同学们创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在党的领导下、以进步分子为骨干，半公开的青年组织，在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快，“民先”在各个学校里发展。师大附中建立“民先”分队，大约是在1936年3月，最初只有十来个男女同学。我也参加了，不过建队仪式却记不清了，只记得立誓要参加救亡活动挽救国家。学校的“民先”分队发展较快，曾经达到七十多人，成为一支活跃的队伍。
“民先”队有各种形式的活动，经常讨论时事，跑到街头宣传，唱救亡歌曲，看进步书籍，举办壁报和出版刊物，进行野营学习游击战术等等。在活动中，大家自觉自愿，心情舒畅。当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为了赞助团体经费，宁肯节约伙食钱，不止一次跑到学校旁边大饼摊上，一顿饭只用十几个铜板。活动的阻力也有，主要是来自受国民党影响较深的同学。除了彼此之间正常的争辩外，他们对我们进行污蔑，以至公开殴打。我们自然予以还击。至于老师们，应该说他们是爱国、热心教育、程度不同地支持我们的，其中就有我终生难忘的李澄之老师、教务处的杨宝琴老师等人。只是在1936年才有像熊梦飞等这样反动的三两个教师，理所当然地我们同他们展开了斗争。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人，我思索越来越多的问题，从当前时局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前途以及人为什么活着等。那时千方百计找进步的、马列的书报，如饥似渴地阅读，寻求答案。我经常把问题、答案和同学们讨论，往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越钻越深，越研究越有味道。我的觉悟明显提高了，我认识到只有解放劳苦大众才能解放全人类，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而要求加人党的组织，不仅要献身于祖国独立，更要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思想萌芽了，逐步增强了。
1936年暑假，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同班同学袁汝铺被开除。他直截了当地找我谈话，说他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被迫离开学校，但学校里不能断线，他问我是否愿意加人C.Y。这次谈话，有些意外。不过，我立刻感到热血在沸腾，肩上的担子好像加重了。我永远清楚地记得我和由我介绍的同班同学杨伯蔑(宝深)两人宣誓加入C.Y时的情景。在宣武门外一个会馆里，把一本印有列宁像的书放在桌上，两人同时举起右手对着列宁像宣誓，监誓人是中共区委的一位同志。举行宣誓的前一天，我彻夜未眠，翻来复去想了许多，如果被捕了怎么办?如果牺牲了是否值得?我当时非常疼爱自己的母亲和家庭，很自然地想到万一离开了会不会痛苦?直到最后，下定决心献身于革命事业。第二天，毅然地去宣誓了。如今，袁汝镛、杨伯a两位同学都已病逝。写到这里，不禁神伤有些难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过我和杨伯簌的努力，很快从进步同学中吸收了几个人，建立起学校的支部来。这个组织比“民先”具有更先进的目标，更严密的组织，更强的战斗力。它的成立为师大附中的抗日救亡活动注人了新的领导活力。我们有力地领导了全校“民先”队及学生会的工作，还记得在1936年12月12日领导同学冲出校门，参加游行示威。当我们正在害怕学校将给我们处罚，考虑如何应付时，在12月13日晨传来西安事变的好消息，这一顾虑自然就打消了。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根据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在1936年6月作出取消C.Y的决定。这一决定传达到我们学校时已经是冬季。经过严格的审查，我们C.Y支部的全体成员合格的于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他们是李琦、杨伯缄、刘植岩、李德伦、刘乃松、冯灿文、沈大勇、张子光(赞如)、姚析、刘士恰、王省身、郑记兰等。以后才知道除我们这个支部外，还有通过其他渠道发展的C.Y，如李焕章、张承先、刘家栋、杜文敏(张骇)、傅英豪等。参加C.Y和党的同学的人数，当时是北平中等学校里比较多的，战斗力也是较强的。我和许多青年一样，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逐步成长起来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造就了一代人。
我自从加人党以后，无论是在艰苦的白区，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敌后根据地，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复杂曲折的日子，都经受了考验。历经磨炼，始终坚定地走为强国富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道路。这个道路是60年前，我在读书于师大附中时郑重选择的道路，终生无悔。回首往事，更加激励奋进;更加热爱母校——师大附中;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更加热爱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之路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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