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总得占据一个位置，不论坐着、站着，地位或高或低。如果占了和自己身份不相符的位置，人们就会说那是错位。
9年前，许龙超从空军天津医院院务处处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接二连三地发生错位.为这他和老伴出现了许多快乐或不快乐的争论。
1982年，他退休第二年，出差回来见到妻子就说:“给我点钱吧!”
“干什么?”
“交学费，上大学。”
他把出差在外了解到的国家急需政法干部的情况讲了一遍然后拍拍胸脯:“我要当律师。”
当初，她在医院门「1递给他老花镜和书包送他上学的时候，总觉得一个军队退休干部上大学是严重的错位，最后多半将以失败告终。
然而，他骑上自行车，立即响起一串清脆的铃声:“放心，我会成功的。”
果然，4年大学课程，他一年半就读完了。法律系的17门主要课程，经过考试的13门专业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学校给他发了毕业文凭，1984年2月25日，天津市司法局报请国家司法部批准，正式聘请他为特邀律师。
在许龙超作为我军第一名有军籍的律师，去一司法机关上班的时候，老伴站在医院门口，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依然摇头叹气。她认为，一个该休息的人走上这样的岗位，很难会有好结果。
叮铃铃，他又用清脆的铃声安慰她:“我会胜利的。”
一转眼就是6个年头。他风里来雨里去，跑了可绕地球一周多的里程，给军内外团体个人办了200多起案子;加上民事调解、讲授法制课，据有人计算，他6年干了一般律师10年的工作量。因为勤奋公道，群众称他为好律师，从天津到全国的司法机关一次又一次邀请他参加会议，介绍经验，军内外报刊不断介绍他的事迹。
在声誉雀起的时候，许龙超竞对妻子承认:“我恐怕是真的错位了。”
“是呀!你怎么能得这么多荣誉呢！”夫妻俩总算第一次达到了认识上的统一。不过过后又出现分歧。
部队从千里之外打来电话，说法律知识骨千培训班开学，请他去讲第一课.他放下听筒就上路。坐了6个小时火车，赶到部队驻地已经夜里12点，部队领导问他怎么办？回答很干脆:“现在就开讲。”
半夜开课，这事本身就是生动的教材。
讲完课已是凌晨2点.他睡了一会，6点上火车，下午2点赶回天津，准时参加一家法院一个案子的辩护审理。
他患过肺结核、肝炎、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这样的身休，又到了这样的年龄，还这样硬拼，做妻子的难免要责怪一番。
他有一次出差办案，在旅馆里，服务员给他安排10元钱一宿的房间，他说:“请给换一换吧!”
“对不起，20元一宿的房间今天没有了。”
“我是要换个一块钱一宿的床位。”
服务员瞪大眼睛，又看了一遍他的工作证:“那是通铺呀！”
他刚走进大房间，服务员跟进来对他摇摇头。
“我走错房间了吗?”他不解。
“没有。不过我总认为一个律师，是不应该睡这个铺位的。”
旅差费规定由当事人担负。
为了给当事人省钱，许龙超这次坐火车来回全买的硬座。当事人为此深感不安:“人家出差躺软的，您连个坐位还是硬的，不公平啊!”
一个铺位，一个座位，本来很平常，他却郑重其事地和妻子多次文换意见:“你说句心里话，我该不该这样做?”
“我一个眼科大夫，哪能辩得过你这个律师呀!”她抿嘴笑了。
这次她才觉得自己的丈夫，在群众中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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