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尚老师教我化学两年，高三时又做过一年我的班主任，我一直是化学科代表，与尚老师的接触较一般的同学多一些。直到他去世前夕，历时四十多个年头。我对化学的热爱，使我最终选择了化学专业，这都与尚老师分不开的，他是我的长辈、恩师、益友。
上尚老师的化学课，我认为是一种享受。他授课时的一丝不苟、循循善诱、声音抑扬倾挫、铿锵有力，讲台上整洁、条理。娴熟的化学试验技巧，批改作业认认真真，对成绩较差同学的耐心辅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有一次讲到酒梢的挥发性时，他首先问:“谁参加过运动会!”我举起了手抢若回答:“我!”问:“擦过酒精吗?”答:“擦过”问:“什么感觉?”答:“感到凉，赛跑时步伐轻快多了。”尚老师说:“对!为什么感到凉，因为酒精有挥发性;带走了热量。叹他总是能用日常生活中的事讲解一些化学原理。
讲新课之前，一开头总是大声提出问题，然后提高声音说:“想—想—”给我们留下积极思考的时间，然后才转人新课，很自然地由旧的知识点向新知识过渡。
当我学习了金属钒的发现过程时，我异常激动，曾写过一首诗，《女神—钒娜第丝》并将此诗写到了周记上，我写到“我热爱化学，这是一种奇异的爱情，我要将终生献给化学事业。我会把碳变成金刚石，我要发现比金属娜更难熔化、比橡胶更具弹性的物质……”尚老师在周记上用红笔认真地加了批语:“你提到一些问题有的是难以解决的。目前最重要的是学好当前各科的基础知识。”并找我做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使我从对化学的狂热回到了现实。
高三快毕业时，我母亲去学校参加了如何填报志愿的家长会，会后，尚老师对我母亲说:“冯娟的化学课学得比较突出，我希望她报考化学专业。”后来，我毅然报考了化学专业。在尚老师的影响下，我班的祁黛君、郭金雪、二班的迟锡增、三班的曹居东都学习化学专业，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也是与尚老师的优秀的教学方法及对我们的帮助分不开的。
我在南开大学时，经常经尚老师写信，汇报我的学习、生活情况。有时，也能接到他的回信。自从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后，为在政治上不影响老师而被迫中断了联系。1979年落实政策得到改正以后，我才敢去探望尚老师，时隔22年，他竟然一见面就喊出了我的名字，对于他的学生，他是如此熟悉。对于许多同学他都能记得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他惊人的记忆力令人叫绝。
1982年春节开始，我毛遂自荐做我班校友活动的组织者，至今已近二十年。每年都要组织几次聚会，如去尚老师家探望、聚会、去学校活动、去北海玩、在全聚德给尚老师办70大寿等。
因尚老师孑然一身，我们更格外地照顾他，经常给他送食品、送日用品。我们深知尚老师膝部有病，赵汝光由北大骑车往尚老师家送一把工艺藤椅，尚老师爱不释手，一直用到逝世夕。他在病中生活不能自理，我班尤素珍、李兆瑞送去了带盖儿的马桶，解决了燃眉之急。
尚老师爱僧分明，指点社会时弊，如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秩序混乱、社会分配不公平。每每提起一些不良现象，他都表现得深恶痛绝。
1998年春，尚老师住院期间，我去宣武医院探望他，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58届的陈伟星曾经给我两万多块钱，让我请保姆，提高生活质量，买营养品，我一分都没有动，全部存起来了，有一天，你们会明白的，我要将它捐献!”尚老师生活俭朴、节衣缩食。但对人并不苛求，富有同情心。在他家的院中，有一对年迈的高氏夫妇因无房屋居住，尚老师让他们住在他家的东屋，不取分文租金。
尚老师爱岗敬业，热爱教育事业。他说:“如果下辈子让我选择职业时，我还会选择教师。因为，我所面对的是有生命的人，我对他们笑，他们会对我笑……这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人才。”
尚老师谦和平易，待人以诚，对学生了如指掌，他很重视教育方法。记得有一次上化学试验课，我班同学周瑞芬因家中有事迟到了，她很害怕、很窘迫，无所措手足，不敢进教室。当尚老师发现后平和地说:“进来!坐下吧。”虽然只说了五个字，但总比当众大声训斥的效果要好的多。事隔多年当周瑞芬回忆起此事时，她的内心对尚老师仍然充满了感激之情。
尚老师虽然对教课如此认真负责，经常备课、批改作业到深夜，但对生活充满了乐趣。他喜欢京剧，周末经常去听戏。年轻时喜欢踢足球。他博览群书，家中被书报簇拥着。喜欢集邮，知识面很宽。退休以后，仍订阅十多种报纸、杂志，他还经常大声朗读报纸。
2000年1月，尚老师因病辞世。我们陷人悲痛之中:
赵汝光同学亲自用鲜花做了小花环，我们每个同学都在尚老师的遗像前献了鲜花。
周瑞芬写了挽词:
四十载拼春雨勤育桃李，
跨世纪为人梯垂范后学。
这正是对尚老师终生的最好评价和真实写照。
我们怀念恩师—尚兴久老师!我们将踏着他的足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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