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马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此言论证了伯乐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伯乐和千里马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没有千里马，伯乐会坠入寻寻觅觅的苦痛;没有伯乐，千里马则陷入怀才不遇的桎梏。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正处于20世纪初期，在聘请各学科的教授时，蔡元培慧眼识珠，聘请了大批颇有才识的青年，如24岁的梁漱溟。梁漱溟不仅没有大学学历，还曾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蔡元培之所以聘用他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授，是因为他看中了梁漱溟在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后来的马寅初、钱玄同、李四光、吴梅、刘半农等人相继被聘到北大任教，也都是因为蔡元培欣赏他们身上的才学，并使其各专所长。
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慧眼识珠，梁漱溟可能一生都碌碌无名，平庸至死;而没有梁漱溟等人，蔡元培也很难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期，将北大壮大成能够与清华分庭抗礼的高等学府。
再看汉朝的贾谊，空有一身的才学和抱负，对上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汉文帝，他也只能如鲠在喉，郁郁而终;魏晋时期的阮籍，朝无明君，世无伯乐，也只能留下“阮籍猖狂”穷途之哭的无奈。
世间之事，没有独立存在的。人才与赏识者，也是在互相成就中才能创造出有益于社会的价值。若为千里马，则当尽其才于伯乐;若为伯乐，则当施机遇于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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