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目睹了无数次父母的争吵，每次都是母亲挑事，父亲隐忍，可这次，父亲反抗了。父亲一反几十年的常态，据理力争，而结果也有点出人意料……
那天傍晚，母亲站在客厅里，一手叉腰，一手在父亲的脑袋前不停戳点。母亲肥大的脸盘涨得像一只刚出膛的新鲜猪肝，红扑扑冒着热气，两只陷在肥肉中的小黑眼珠怒火冲天，嘴唇翻滚着，嘴角冒着泡沫。父亲在沙发上坐着，身子有点后仰，看起来比站着的母亲略低一截，但也毫不示弱，脖子上的青筋鼓动着，不停地反斥。母亲的骂声流利，一张口一大串，像说顺口溜，滔滔不绝。父亲的反斥相对母亲略显逊色，但每一句还是很有力度，就像他在台上唱戏，斩钉截铁，铿锵有力。
我没吭声，立在门外看着。我回来已经有几分钟了，只是他们的争吵太过激烈，以至忽略了我的存在。最终，是面向门口的母亲先发现了我。母亲看我回来了，暂停了叫骂，但脸上的杀气未减。父亲顺着母亲的眼光回看了我一眼，便不做声了。
你下班了？母亲弱弱地问了一句。
我没理她，走进房门，放下手中的包，一屁股坐到父亲对面的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
你看这个老怂，越来越没样子了，不好好去工地上班，又要去唱戏，你说，这唱戏能当饭吃吗？能养家糊口吗？难怪这两年挣不来钱，我看他是坏了良心，另有打算。母亲对着我说完这些话，又将目光转向父亲，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还想翻天了……
母亲语无伦次地呵斥着，父亲再没回应，他开始弯下腰捡拾地上的东西。地上很乱，横七竖八全是父亲的东西：唱戏的靴子、口条、戏服，还有他心爱的板胡。父亲的板胡斜躺在地上，两根琴弦断了，弓子孤零零躺在旁边。父亲找来他打工时装被褥的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将地上的东西胡乱塞了进去，然后一手拎着袋子，一手提着断了弦的板胡，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父亲出门时母亲又吼了一句，你走，走了就别再回来。母亲吼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双手拍打着大腿面，哇哇地哭了起来，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我看了母亲一眼，没理她，起身出门去追父亲。
我到路边时街上的灯已经全亮了，灯光昏黄，行人步履匆忙，能看出大家归家的急切心情。
父亲已经走远了，我奔跑着，呼喊着，爸……爸……
父亲听到我的叫声，停了下来。他看我跑近了，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回吧，别管我。
我看着父亲，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父亲的脸色在灯光下看起来更差了，黑黄黑黄的，没一点神采。他迟疑了一会，又说，你回吧，我唱戏去了。
父亲说完就走了，我再没追他，他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佝偻的腰身和手上的大袋子连成一体，让我想起那些拾荒老人和流浪的乞丐。我的眼睛迷糊了，泪水夺眶而出……
父亲是在我出生前十年招赘到我们家的。那时候爷爷还很健壮，是村里的干部，我们家也是村里很体面的人家。我爷爷一辈子很要强，啥事情都爱出风头，啥事情都想管，用我奶奶的话说，你爷爷天生就是当领导的人。爷爷风光了一辈子，可唯一让他不称心的就是奶奶生了一群丫头，没一个儿子。父亲是我三爷爷在陕西赶麦场时带回来的。父亲家当时兄弟多，条件差，娶不上媳妇，一耽搁岁数就大了，不得已走了这条路。后来我随父亲去过两次他的老家，父亲的老家在陕西一处原上，土地肥沃，一马平川，我感觉比我们老家好多了。
父亲走后，我的两个哥哥回来过一次，可他们谁也没有问起过父亲。在他们心里，父亲只是一个代号，在不在都不重要，只要能给家里挣来钱就好。父亲是在我两个哥哥考上大学那几年开始打工的，在建筑队干最辛苦的小工活。为了供养两个儿子上大学，父亲这些年在外没少受罪。后来哥哥们都工作了，结婚了，父亲就找了个工地上看大门的活。不是父亲不愿意再出苦力，是父亲老了，病了，再也没力气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了。父亲那年在工地上晕倒，被查出有脑血栓，幸亏发现得及时，要不然早就没了。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父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总说楼房里闷得慌，要回老家去住。母亲经常骂父亲，你天生就是个贱命，乡巴佬。母亲和父亲截然相反，母亲很容易适应新的生活。母亲刚进城那年还有点拘束，可没过一年就混熟了，身边经常有很多老头老太。母亲以前还帮着给哥哥们带小孩，后来和儿媳妇弄僵了，就彻底分开了。分家后的母亲无所事事，每天不是跳广场舞，就是去老年活动中心，日子过得非常充实。
父亲这次走后一直没来电话，期间我打过他几次电话，都打不通，我想可能是手机坏了。父亲拿着我给的一部旧手机，那手机已经修过好几次，早该退休了。
母亲那段时间脾气不好，动不动就跟我吵架。我跟父亲不同，我才不会让着她，她只要一开口，我两三句话就能顶得她哑口无言。
入冬那几天，天气渐渐转冷，可母亲的态度却温和了起来，似乎有点要跟我和好的意思。
有一天吃午饭，母亲自言自语地说，这老东西死哪去了，我打问了好几个唱戏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消息，他走的时候也没拿多少衣服……
你现在住在楼房里，冻不死你。我冷冷地回了一句。
母亲看了我一眼，这次她没骂我，两只眼眶竟然红了起来。
那段时间我经常梦见父亲，梦中的父亲还是穿着他走时的单薄衣服。父亲在一片陌生的荒原上走着，我在后面追，我追的快了，他走得快，我追的慢了，他走得慢，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怎么都追不上。天上开始下起雪花，寒风呼呼吹着，天地间雪白一片，父亲的背影被风雪掩埋了，看不见他的身影，只听见他凄凉的唱腔在风雪中回荡——汉苏武在北海将苦受尽……
爸……爸……我总会在半夜里哭喊着惊醒。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话少，对我们兄妹仨说不上有多疼爱，他大半辈子都在地里干活，一年四季很少休息。爷爷是个很强势的老头，对我父亲比亲儿子还严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听他的安排。父亲也是逆来顺受，活像一个木偶，啥事都依着爷爷。父亲习惯了这种逆来顺受，在我母亲面前也这样，这也助长了母亲的气焰。母亲大半辈子对父亲都没好脸色，她说话的语气和爷爷一样，总像发号施令。爷爷和母亲管束着父亲的一切，只有一点，他们拗不过，那就是父亲唱戏这件事。父亲从小就会唱戏，会拉板胡，这可能和他是陕西人有关。据说陕西人个个出来都能吼两嗓子，是天生的。
小时候，我们老家每年春节都要唱戏。腊月间排练，正月里演出，不但在本村演，还去别的村子，后来几年还经常到镇上汇演。也只有唱戏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是自由的、自信的，受人尊敬的。那些喜欢唱戏的人围着父亲转圈，让父亲给他们教唱腔、教动作，父亲俨然成了一位老师。父亲的嗓音好，架口正，是我们老家最好的戏曲演员。后来我也想过，如果不是我们家地多，常年有干不完的农活；如果不是母亲经常为了唱戏和父亲吵架，父亲一定会成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戏曲大师。爷爷压制了父亲半辈子，父亲啥事都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唯独在唱戏这件事上，爷爷没给出意见。他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保持沉默。爷爷的沉默其实就是一种默许，因为爷爷也爱戏，可又拉不下脸。爷爷心里清楚，父亲的戏唱得好，能给村里挣来荣誉，村里的荣誉其实就是他的荣誉，因为他是村长。
有一天夜里我已经睡了，母亲狠劲地敲门，我迷糊着睁开眼睛，打开房门就冲母亲吼，你疯了，半夜三更想干吗，要不要人睡觉了？母亲抓住我的肩膀，急切地说，小桃，小桃，快给你两个哥哥打电话，外面下暴雪了。我梦见你爸被冻死了，我们这就去找他。我揉了揉眼睛，眼前的母亲让我有点吃惊。母亲穿着羽绒服，圆嘟嘟的，看起来越发肥胖了，活像一只企鹅。母亲手中拿着一件父亲的棉衣，眼眶里湿汪汪的。
早干吗去了，人不是你赶走的吗？你去找，大半夜的，让我上哪找去？
你混账，快给你哥哥拨电话，我给他们说。
我知道母亲不会用我的手机，她的老年机这几天坏了。我拨通了大哥的手机，响了好久，没人接。我又拨通了二哥的手机，电话响了几声，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听声音是二嫂，赶紧将手机递给母亲。我和二嫂吵过架，我从来都不理她。母亲接上电话，一连串说了好多，母亲说完了，电话那头弱弱地回了一句，明天天亮了再说。说完就挂了。
窗外的风雪很大，隔着玻璃都能听见“呜呜”的怪叫声，恐怖极了。母亲不安地在阳台窗前徘徊着，我重新躺到床上，可怎么都睡不着，只要一闭眼，就会出现父亲的样子。
我想起三年前的一次，父亲不知从哪找来了一束头发，坐在客厅里给他打口条（唱戏戴的胡须）。父亲看起来粗糙，可他有一双非常灵巧的手，他唱戏的行头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小时候村里困难，买不起唱戏的道具，每年腊月间父亲都要给村里的剧团做道具，做帽子。父亲用纸板剪出大样，用铁丝弯出图案，刷上皮胶，粘在一起，等胶干了，再涂上颜料，装上挂件，一顶崭新的戏帽就成了。
那天父亲在客厅里刚打好口条，戴在嘴上演示，我二哥和我二嫂回家了。二嫂一进门看到地上的头发，再看看父亲嘴上的口条，雷霆大怒，你老昏头了吗？谁让你动我的头发的，那是我长了十几年的头发，要卖一千多块钱的，你倒好，给你套嘴上了，你一个当公公的嘴上套上儿媳妇的头发，你不嫌害臊吗？
二嫂叫骂着，父亲傻眼了。这时母亲也出来了，帮着二嫂数落父亲。父亲将口条放在茶几上，低头不语。我那会气炸了，冲上去就和二嫂吵架，不就是一千多块钱吗？我给你，你那条臭尾巴我才不稀罕呢，我剪我的头发，给我爸做。我从包里拿出一千多元，摔在茶几上，又将那把口条重重地摔在二嫂脚下。一家人在客厅里炸开了锅。我二哥左右为难，连拉带拽，好不容易才将我二嫂带走，从此我二嫂再没来过我们家。第二天我毫不犹豫地剪了自己的头发，交给了父亲。当我把头发递到父亲手上时，我看到父亲眼中闪动着泪花。父亲哽咽着说，桃娃，你这是何苦呢？
过了几天，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母亲那天锻炼回来，一进门就笑着对我说，有消息了，那个老东西原来回陕西唱戏去了，过几天就回来，是你陕西的姑姑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怎么就这么笨啊，我应该提前就想到的。
母亲那几天精神很好，仔仔细细地打扫了一遍家里的卫生，把父亲的棉衣棉裤都拆洗了。有一天母亲拿回来一件羊皮大衣，说是她专门托人给父亲买的。大衣的做工很精细，军绿色的布料，洁白的羊绒里子，连领子都是羊绒的。父亲多年前就惦记着想买一件这样的大衣，说在外面演戏时穿上暖和。那时候家里困难，母亲一直推脱，说太贵了，再等等，等娃娃大学毕业了再买，这一等就是好多年。其实我知道，父亲不但惦记一件这样的大衣，他还惦记着一件衣服。
我小时候经常跟随父亲上舞台，父亲演出，我就在旁边看。我不喜欢在家时的父亲，但我喜欢演戏时的父亲。父亲在家里的样子很丑很窝囊，满脸胡渣，衣服脏旧，而且还经常受爷爷和母亲的气，屁也不敢放一个。可舞台上的父亲就不一样了，剃了胡须，画上粉装，英武潇洒，一表人才，完全就是个大帅哥。再穿上戏服，带上官帽，看那个神气样，真让人羡慕，我觉得那才是我心目中的父亲。父亲会唱的戏很多，几乎所有的戏他都知道，因为他经常要给别人教。可父亲最拿手的，还是须生戏，如《辕门斩子》《苏武牧羊》《下河东》等。后来父亲年龄大了，嗓音有点变粗，又开始唱起花脸戏来，如《苟家滩》《斩单童》《铡美案》等。我最爱看的还是父亲的包公戏。父亲穿上黑蟒袍，挂上玉带，戴上相帽，额头上画一个大大的月亮，那个威风劲，才叫过瘾。父亲爱唱包公，也非常爱包公穿的那件黑蟒袍。父亲说，人家演包公的名家都有自己的专用黑蟒袍，而且是过肩蟒。我问父亲什么是过肩蟒？父亲说，就是龙头从肩膀上盘过来的那种，很霸气。我就纳闷了，明明戏服上绣的是龙，偏要叫蟒。这点，我没问，父亲也没说过。父亲说等他有钱了也给自己买一件过肩蟒袍。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芒，似乎那件过肩蟒袍已经穿在他身上一般，可过了好几年，我看父亲还是穿着剧团的旧衣服在演戏。
有一次我在家里问父亲，什么时候去买过肩蟒袍啊？父亲笑了笑没有回答。当时母亲在场，母亲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怎么？剧团的衣服你还穿不下了，还要自己去买？你以为你是明星吗？人家明星一晚上挣几千元，你四五天才挣几百块，你要拿钱去买戏服，就给我试试，看我不要了你的老命。后来我在网上查看过，一件正宗的过肩蟒袍要一万多，吓死人的贵，看来父亲这辈子是穿不起了。
快过年的几天，父亲回来了。父亲没有回家，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坐车回乡下了。母亲知道了此事，又发火了，这个老怂，他是要彻底气死我。母亲嘴上骂得很毒，可没过两天，又对我说，小桃，给你哥哥打电话，我们开车去接你爸。
我们那天去的人多，我和母亲，两个哥哥，还带着小侄子。
车子在村口停下来，远远的，就看见我家破旧的老屋顶上飘着一缕炊烟，炊烟在屋顶和树枝间摇曳着，看不出是自由还是凄凉。母亲重重地“唉”了一声，我没明白她的意思，也许是哀叹，也许是想到了什么。我家的老屋已经很老了，和我母亲的年龄相当，是爷爷年轻时建的，墙体开裂，四周顶着几根木棒，看起来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我们进门的时候父亲正在厨房里煮土豆，整个院子里都飘散着土豆的香味。父亲看我们来了，打了声招呼，也没多说话，提了壶水，径直走向堂屋。堂屋里很暖和，屋子里散发着浓浓的中药味。一盆炭火放在炕头上，火盆上搭着一个黑漆漆的砂锅，炭火很旺，砂锅里发出“噗噜噗噜”的声响，那些中药味就是从砂锅里飘出来的。
爸，你生病了？我焦急地问。
没事，还是老毛病。父亲沉沉地回了我一句。父亲将水壶放到炕边上，脱掉布鞋，盘腿坐上土炕。父亲摆弄着砂锅，清倒中药，中药黑乎乎的，盛了满满一碗，父亲又给砂锅里添了些水，砂锅顿时安静了。
两个哥哥在院子里晃悠着，东瞧瞧，西看看，看够了，进屋坐到椅子上，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母亲在院子里侍弄了一会小孙子，也进屋了。母亲进屋打量了一圈，说话了，吆，小日子挺舒坦嘛，怪不得不爱回家，看来是要在这里过年了？父亲没有说话，也没抬头，用一根筷子拨弄着碗里飘起的药渣。母亲看父亲不说话，狠狠地瞪了两个哥哥一眼。大哥说话了，爸，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现在身体不好，一个人呆在老家我们不放心，你这次回去想到哪唱戏就到哪唱，我们谁也不拦着。二哥也说话了，爸，你就别再和我妈怄气了，都一辈子了，你还不知道我妈的脾气，她嘴里头不饶人，心里头好着呢！不知道是母亲提前给安排的，还是两个哥哥醒事了，今天总算说了一些人话。可不管他们两个怎么说，父亲就是不回答，屋子里的气氛一度很尴尬。母亲又向我使了使眼色，我走到父亲眼前，刚要说话，父亲说话了，桃娃，你们回吧，别打扰我了，我实在住不惯城里，就让我在这里安静几天吧。我在这里熬药方便，等吃完这些药，三天年过了，我就出去了。父亲淡淡地说出了这话，我心里难受极了。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身躯，花白的头发，我原本想说的好多话在喉咙里打转，一句也说不出来。
母亲终于憋不住了，吼叫了起来，怎么，不想回是吗？你这是故意要给我们难堪，故意要让村里人看我们的笑话。你想死，想死也给我死到外面去，不要死在这里。
你……父亲抬头了，父亲脸色惨白，两片干裂的嘴唇不停地打颤，手中的药碗开始哆嗦了，有一些药水顺着碗边溢出来，滴滴答答流了一炕。
爸。我一把端过父亲手中的药碗，放到桌子上。我转身推了母亲一把，摆摆手，回吧。大哥和二哥也起身了。母亲走到院子中间，嘴里又嘟囔了一句，你个老不死的，你死了都不让你进祖坟，你个臭戏子。母亲的这句话声音不大，但父亲听见了。父亲像打了鸡血一样，赤着双脚，一步跳到地上，抓起桌上的药碗，隔门就摔了出去，滚，我死也不会进你们家的祖坟，你们这辈子谁把我当人看了？
“啪”的一声，药碗在距母亲不到一米的地方摔碎了，碗渣四溅，药水像一条长蛇，从门口扑到了院中。母亲愣住了，母亲愣了几秒，随即大哭起来。两个哥哥不容分说，一人一个胳膊，就把母亲拖出去了。
父亲光着双脚，侧身扶在门框上，我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脊背一纵一纵的，我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就回去了。
大年三十，母亲从下午开始包饺子，一直包到了傍晚，结果一打电话，两个哥哥都不回来，去丈人家了。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对我说，桃娃，等一两年你也嫁人了，这过年就剩我一个人了。母亲的话很凄凉，让人听着不是滋味。母亲又说，给你爸打个电话吧。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的电话那头很吵，好像有划拳的声音，我问父亲，爸，你在哪，怎么这么吵？父亲在电话里说，我在家啊，你三爷爷和村里唱戏的几个都过来了，我们在一起喝酒哩！我挂了电话，母亲在一旁絮叨着，唉，人家比我过得舒坦啊！
我忽然明白了父亲喜欢在老家过年的原因。父亲劳累了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轻松过，只有每次过年的时候，父亲才是轻松的。那时候父亲不用看我爷爷的脸色，不用受我母亲的气，成天呆在剧团的几间旧房子里，有一大群人围着他，有人递烟，有人端茶，有人敬酒，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种享受。三天年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请，父亲成天乐呵呵的，我也跟着享福。三天年一过，开戏了，那时候的父亲更加精神了，生龙活虎，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我记得父亲曾经演唱过一出现代戏——《血泪仇》，讲的是农民王厚仁一家，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被逼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后来终于找到陕甘宁边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的故事。这出戏很苦，演到高潮部分，父亲在台上义愤填膺、痛哭流涕，我在幕后哇哇大哭。台下看戏的人都哭了，哭得一塌糊涂，那个场面，太震撼了，至今我都难以忘却。
这几年父亲老了，演不动了，但他的热情不减。他给年轻人教戏、化妆，拉前场，叠衣服，做导演，为大伙服务。父亲偶尔也会演一折，演一折自己最喜欢的包公戏。我去年在镇上看了一场父亲的戏，父亲明显老了，腿脚没了当年的灵活，声音没了当年的苍劲，但他还是演得很认真，很卖力，还是能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卸妆的时候，我看到父亲满头满脸的汗珠，脱了衣服，里面的夹袄都湿透了。我心疼父亲，劝他不要再演了，父亲边擦汗边笑着说，你别看我老了，这演戏讲究个精气神，只要打起鼓，神就来了。父亲在聚光灯下爽朗地笑着，我看到他脸上的汗珠和着油彩，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那些光快速旋转，最后凝聚在一起，把父亲包裹了。父亲瞬间变成了一个发光体，七彩夺目、光芒四射。
母亲不让父亲唱戏是有原因的。母亲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消息，说父亲外面有人了，是个戏子。那时候母亲只是猜测，父亲从来都没承认过，可后来我发现了，这是真的。母亲嘴里骂的那个女人，家在镇上，是镇上有名的花旦，父亲让我叫她梅姨。梅姨可漂亮了，圆圆的脸蛋，挺挺的鼻梁，翘翘的嘴巴，尤其那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化妆出来能迷死人。我们每年去镇上汇演一次，时间不等，有时五天，有时三天。有时几个村庄的戏轮流演，一家一折，演到最后，大家会合到一起，挑最好的演员同台演出。父亲和梅姨是全镇最优秀的演员，理所当然要搭在一起，给大家奉献几出精彩的剧目。梅姨对父亲很好，经常请我和父亲去她家吃饭，还给我买好吃的零食。梅姨喜欢让父亲给她化妆，别看父亲是个男演员，可他的一双巧手画出的梅姨比梅姨自己画出来要好看。父亲给梅姨化妆时我经常在旁边偷看。有一次，我看见父亲正在给梅姨画眉，父亲落笔的一瞬间，梅姨在父亲的嘴上亲了一口，父亲的嘴唇一下子红了，粘上了梅姨的口红，接着父亲的脸也红了，比梅姨涂满油彩的脸还红。梅姨对着父亲笑，我也在旁边“咯咯”地笑。父亲很不好意思，戏毕的时候一再叮嘱我，千万不敢乱说，尤其不敢给你妈说。我使劲地点点头，父亲这才放心了，狠狠地亲了我一口，还是我的桃娃好。我那时可能就五六岁，但我一直信守着对父亲的承诺，从来都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其实我在心里也是喜欢梅姨的，我曾经一度时期幻想过，如果梅姨是我妈妈那该多好啊！父亲和梅姨是相好的，可是具体好到什么程度，我不得而知，但后来，还是被母亲发现了。
那年镇上最后一天汇演，第一折戏是父亲和梅姨搭档的《赶坡》。《赶坡》这出戏是传统剧目《大登殿》里面的第一折，讲的是薛平贵从西凉回来，在五典坡前试探王宝钏，在寒窑里相认的故事。开戏没多久，父亲和梅姨正在台上眉来眼去，眼去眉来地调情，母亲出现了。母亲从舞台后面冲出来，不由分说，抓住父亲和梅姨就是一通撕扯。母亲边扯边骂，我让你们团圆……我让你们团圆，你个小婊子，我才是王宝钏，我才是寒窑里受罪的王宝钏……舞台上乱成了一锅粥，文武乐队都跑出来拉架了。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疯了，哄笑声，口哨声不绝于耳。最后还是爷爷平息了事情。爷爷当时在台下看戏，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气昏了头。爷爷从舞台前口爬上去，抓住母亲就是几大巴掌。母亲虽然很嚣张，但她怕爷爷。爷爷打了母亲，母亲哭喊着跑掉了。后来爷爷站在话筒前给大家作揖道歉，大戏又开始演了。
那次事件闹得很大，多少年后都成了我们那块乡下人的笑话。大家都想着父亲可能再也不演戏了，可到了第二年，父亲还是登台了，可惜梅姨不见了。听说梅姨在那年冬天去世了，是得病死的。梅姨死后，母亲还不放过她，经常在父亲面前咒骂，小婊子，得报应了。母亲骂着，父亲不吭声，从那以后，父亲几乎不怎么和母亲说话。我明白，这件事情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
春节很快就过去了。
十六的一天，我正在朋友家里玩，母亲突然打来了电话，让我赶紧去医院，说父亲在演戏的过程中昏倒了。母亲的声音中带着哭腔，我觉得出大事了。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母亲和哥哥们在外面守着。母亲的脸色很差，母亲见到我就哭了，母亲哽咽着对我说，你爸估计不行了。
父亲在手术室呆了四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是昏迷的。医生告诉我们，脑溢血，手术是做了，但希望不大。听完医生的话，我们一家人都傻了。
父亲是傍晚的时候醒过来的，那时候我正在给父亲擦脸上的油彩。
父亲那天唱的是包公戏，额头上的月牙依稀可见。我擦拭着父亲脸上残留的油彩，泪水溢满了双眼，透过泪光，我看到父亲脸上的油彩开始幻化，最后又形成了一张完整的脸谱，父亲在舞台上的样子又出现了——父亲身穿黑蟒袍，头戴黑相帽，帽翅上悬挂着一根红绫，手执朝笏，威风凛凛。父亲边做动作边唱：
头戴黑来身穿黑
浑身上下一顶墨
黑人黑相黑无比
马蹄印长在顶门额
……就在这时，父亲的声音戛然而止，他的身子突然僵硬，缓缓倒向舞台中央……我大声呼喊着，爸……爸……喊了好久，父亲终于睁眼了。
桃娃，我这是在哪里？
爸，你现在在医院，你昏倒了。
父亲醒来没多久，又开始抽搐，医生检查后说，又出血了，要赶紧做二次手术。父亲在第二次进手术室前是清醒的，他让别人都出去，要和我单独说话。
看人都出去了，父亲拉住我的手，将我的手按到他的胸口，我摸到父亲的胸口上有个硬邦邦的东西。父亲吃力地说，撕开……撕开。我翻开衣服，发现父亲上衣胸口的地方缝着一块黑布，硬邦邦的东西在里面缝着。父亲又示意我撕开，我轻轻地拆开黑布，才发现里面缝着一张银行卡。父亲将银行卡塞到我手中，紧紧地摁住我的手，桃娃，爸不行了，这是爸唱戏攒下的钱，一共三万多，你拿着，给你出门的时候添点嫁妆。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流泪了，父亲的泪水顺着眼角流向了两个耳朵。我的泪水扑簌簌落到父亲的嘴巴上。父亲舔了舔嘴唇，将我的泪水舔进嘴里。父亲笑了，桃娃，答应爸一件事。我连忙点头。父亲接着说，我爱了一辈子戏，一直想给自己买件黑蟒袍，可爸没钱，也舍不得花钱，去年我在陕西买了一件，是个便宜货，我死之后，你记得给我穿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当父亲再次被推出来时，医生告诉我们，你爸爸没了。我当时觉得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父亲去世后，没有埋进我家祖坟，被母亲和哥哥火化了。母亲的道理很简单，他唱了一辈子戏，不能进祖坟。哥哥虽然没说什么，但他们领到了政府的安葬费，两万元。只有火葬的人才享有的。
我一个人回到老家，从父亲唱戏的剧团里要回了父亲的新蟒袍，在我们村最高的山梁顶上挖了个坑，面朝东方，安葬了父亲的戏服。就在我磕完头准备离去的时候，我听到天空中有人在唱，是父亲的声音，还是那么高亢嘹亮，那么苍劲有力……
头戴黑来身穿黑
浑身上下一顶墨
黑人黑相黑无比
马蹄印长在顶门额
……
2019年6月27日于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