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我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有决心、永远不会跨越障碍的懦夫。是啊，人家就是干蠢事，也是光辉夺日的。尽管有些知识分子和一些傻头傻脑的女人为他着迷，表示崇拜，但我坚决认为加尔特维克的冒险行为是胡闹。这些人说，等加尔特维克回来，要好好表扬赞美他，要为他摆酒宴接风洗尘。丽达甚至发誓说，加尔特维克的行动是抗议，是某种意义上的挑战。什么抗议?天哪，又是哪种意义上的挑战?抗议艾丝费丽医生吗?还是向他在大学里的境遇挑战?哦，孩子他妈，加尔特维克在大学里混得好极了，否则哪能允许他走开半年不上班呢?你还是别为他打抱不平吧。
他不是因为胃不好、患有胃炎和胃溃疡，而请到了长病假吗了那又怎么还能一面享受养病的优厚待遇，一面又在当水手呢?真是年青有为，前程似锦。 辩论结果是，我被丽达说成不能与人为善，没有教养，爱记仇。 冬天，加尔特维克忽然上我们家来，穿着一件女式棉背心，套着一双毡靴，说是要到加里宁州待一个月，他报名进伐木队了。他听说那儿的伐木工人很有趣，他想去揣摩一下他们的职业心理。丽达心里顿时有了个主意。我们雇的家庭女工纽拉是加里宁州的托尔若克人，乡下还有她的姨妈，她的唯一亲人。纽拉的亲妈战争时代闹饥荒饿死了，爸爸和哥哥在前线牺牲了。
丽达想托加尔特维克捎些莫斯科礼物送给乡一下姨妈葛拉莎，是一些糖果、橙子和一架晶体管收音机。葛拉莎姨妈的情况我们是从纽拉的信上得知的。 纽拉的病日渐严重起来。过去我就隐约听说纽拉有病，但没细问是什么病，纽拉只跟丽达一人说。我只知道一定得有纽拉干活儿，要不有别的家庭女工也行，否则我家里便会失去宁静的生活气氛，我无法进行翻译工作。家务事丽达一点也干不来，没有帮手，她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星期。纽拉没到我们家之前，雇佣家庭女工是我们家最苦恼迫切的问题，甚至比我维持生活的翻译工作还要重要。因为我们的傻少爷基里尔那时还只是一个胖娃娃，需要有人带他，替他洗洗弄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的收入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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