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杂文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形式是多姿多彩的，所以由内容和形式决定的杂文标题也是异彩纷呈、不拘一格的。然而，分析千姿百态的杂文标题，尽管它们各有特点，若要大体分类，还是有线索可寻。比方说：从思想上分类，有的直接揭示主题，如《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二心集》)、《尊重“隐私权”》(见《求实杂谈》，作者：盛祖宏)；有的是以提问的形式揭示主题，如《谁在没落?)(鲁迅：《花边文学》)、《群众就是一切吗?)(《马铁丁杂文选》)、《如何对待“过头话”?》(见(求实杂谈》，作者：李成年)：有的则以比喻或象征揭示主题，如《战士和苍蝇》(《华盖集》)、《截狗的风格)((纵横集))。从形式上分类，则有号召式，如《像宋庆龄那样慈爱孩子》；(谢逸：《园边杂话》)；肯定式，如《这并不是私事》(繁星：(分阴集》)；赞扬式，如(凯歌百代》(《当代杂文选粹·老烈之卷》)、《谜语新闻好》(《上海杂文选》)；疑问式，如《球究竞摘在谁手里?)(蒋元明：《嫩姜集》)；质问式，如《“老好人”对谁好?》《东坡何处办公楼?)；反问式，如《“移山”还是“跷路”》(《不惑集》)、《“没治”还是“不治”?》；揭露式，如《江青的“不知道”)；描写式，如《骑着毛驴找毛驴》(李欣：《老生常谈))、《迎着风浪上》；抒情式，如《可怜天下父母心》，等等(以上未注明出处的杂文均见《人民日报》)。在拟题的具体手法上，有的将揭批的靶子或论敌问题的要害作为题目，如(好政府主义)(鲁迅：《二心集))、《“他们的菩萨灵”主义》(《上海杂文选》)：有的将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而拟作题目，如《由“人治”到“法制”》(冯并：《纵横集》)、(表和里》(谢逸：《园边杂话》)；有的将心得体会作为题目，如《知难行难》(鲁迅：《二心集))；有用典故作为题目的，如《以夷制夷》(鲁迅：《伪自由书》)；有以谚语甚至儿歌作为题目的，如(论“赔本赚吃喝”》(章明：《剑花小集》)，《只说“排排座”》、(再说“吃果果”(吴昊：《求实杂谈》)；有发挥典故而命题的，如(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鲁迅：《且介亭杂谈》)、《吴汉何尝杀妻》(邓拓：《燕山夜话》)；有分析成语作为题目的，如《良药未必苦口》；有以现成诗句作题目的，如《英雄自古出渔樵》(黄裳：《不惑集》)；有以直白作题目的，如《忽然想到》(鲁迅：《华盖集))；有以高度概括的一句话、一个字作题目的，如《踢》(鲁迅：《准风月谈》)；有为着讽刺目的故意拉长的题目，如《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鲁迅：《南腔北调集》)，等等。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形式上分析杂文的主题思想。上述常见的标题法固然可资借鉴，但决不可生搬硬套。应把注意力放到杂文的立意、构思上来设计题目，力求使题目体现杂文的主题。这是拟题时应当注意的根本环节。只有牢牢抓住了这个根本环节，才能够一通百通，使杂文标题推陈出新，闪光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