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机电局长的一夭》的创作，毕竟还留有作者难于摆脱来自时代的生活与思 想上的禁锢的痕迹，那么，《乔厂长上任记》，则确实显示了他从生活出发并敏锐地把握 时代脉搏的创作特色。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在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人民文学》，这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过去了，一个历史新时期开始了，但问题成山， 百废待兴。“大社会”如此，蒋子龙所熟悉的“小社会”，也必然内蕴着同样的“生活的 血肉和时代的脉搏”。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历史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四化”将怎样起步呢 ?党中央虽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就进行了一步步的部署,但整个社会生活，却并未从历史灾 难中完全苏醒过来。在文艺领域，不少作品还留有十年动乱的“伤痕”。.这一切，、虽 然是难以避免的，但它们却不该也不会成为历史新时期的生括主调。
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开拓了作家们的视绮，作为有胆有识的文学“开拓者”，蒋子龙 选择了“从生活的大动脉着手”，来反映这伟大的时代。他认为，“在时代的下面，想反 映那个时代是不行的”，而“真正的艺术品，都有那个时代的高度”。应该说，蒋子龙的 这种文学的卓识，既符合文学发展的史的真实，也正是他所找到的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 他的作品，正是从生活出发，又站在时代高度观察生活，努力一使“创作时所选择的矛盾 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能反映那真正触动十百万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现实问题，”因而，他 也移是能教锐地把握住变革中的新事物，迅速地给以艺术形象的概括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