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上，虽然把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种艺术方法结合起来了，如上所说，这使它的洋溢着浪漫精神的英雄形象，闪耀着绚烂的光采。可是，为群众所喜爱、所钦佩的具有无穷智慧的诸葛亮的形象，无论是它的现实典型性和理想的翅膀，都没有能超越时代、阶级的局限性。作者尽全力夸张地表现了诸葛亮的智慧，已经如鲁迅所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了，但也仍然开不出现实的花朵。诸葛亮的智慈能战胜面前的敌人，却不能战胜“历史”的敌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把他自已的悲剧命运归结为“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唐代大诗人杜甫则更概括地为他的命运唱了两句颂歌，叫做“运移汉作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
《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用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具有超令智慧的典型形象，而在真实的历史悲剧的面前，罗贯中终究不能“妙手回春”，为他心爱的英雄伪造丰功伟业，于是，作者也只好离开“两结合”的艺术方法，而求救于“宿命论”的渲染，以至于在诸葛亮出场的时候，就不得不安排下一条宿命的线，即司马徽所说的：“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这条线贯彻始终地颇动在诸葛亮的生命形象里，所以在极力夸张渲染诸葛亮超人智慧的同时，作者又不能不让诸葛亮发出悲愤的叹息，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超人的智慧终究扭不转历史的车轮，在《三国演义》作者的世界观不能解决的这个历史悲剧里，他的英雄人物的智慧的光辉，最后也就不能不淹没在宿命悲剧的深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