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念从这所谓‘艺术的民族保守性分里拼看到的，并不都是“因袭的重负”，特别是在艺术形式方面，它的确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一民族的历史发展中长期孕育形成的，“有它自已的规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我们的革命新文艺，当然不能也无法割断这偌大民族的、悠久的文化，而只能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和创造。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特别象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这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自然也蕴含着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否则，就不会有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风格，也就不可能有民族的新文艺。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历史的辩证法。
另一方面，“崛起”论者对外国文艺实际上又只是现代派文艺，则持全盘肯定、全盘接受的态度。这些同志认为，只有以现代派的审美意识“改造”中国诗人的气质，“调M 民族的鉴赏心理，以“适应更高一级的欣赏需要”。我们如果听任这种论调在文坛上泛滥，我们的新文艺岂不是要完全背离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谈话》的最富有辩证法光辉精神的论述，又恰恰是对这种“全盘西化”论的全面而有力的批驳。毛泽东同志指出:“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当然，毛泽东同志又决非主张排外。他首先明白确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草他还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象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他主张:“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唆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但关键在于:“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而且这种学习和接受，又必须是“中国和外国的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吸取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