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平师大附中高中部读书三年(1929一1932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最安定的学习时期.也可以说是我读书的黄金时代。
我1913年出生在江苏牛县一个书香门第，由于家境破落，再加军阀连年混战，土匪、蝗灾频繁，生活相当拮据。读书从来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常因军阀占驻学校不得已而辍学。这时我的姑母刘静君在北平(今北京)香山慈幼院女子师范部任国文(语文)教员，召我来北京报考该院自费生。1927年冬我到北平时，慈幼院已停止招生，我只好请人辅导自修。后随我的补习教师胡健到河北丰润县中学读完初中，1929年才考人师大附中高中一部(即文科)。学费主要靠本县助学贷金。
当时北平师大附中的校长是林砺儒先生(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他同时又是师大教育系主任。他为人宽厚，能团结各方人士共事。在我的印象中，他有些像蔡元培的风度，能兼容并包。我的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卢伯伟先生，他是我的班主任，教国文。还有另一位教修词学的是董鲁安先生。他们讲课，都带有感染力，能引人人胜;对学生有平等精神，不干涉学生的进步思想。我还有一位教“党义”(国民党统治时期，各校必须设置的一门课程)的老师李澄之，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员，思想进步，对三民主义的讲解，能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一同在山东敌后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领导建立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成为山东重要的统战组织。附中的课程比一般学校多，如语文有专门的“修词学”，英语有“文学选读”及会话，法学知识有法学大意，还有逻辑学、伦理学，这大概是很多学校所没有的。
由于我所处的环境问题，使我亲眼目睹旧社会的罪恶——兵灾、匪灾、水灾、虫灾……真是可以用“民不聊生”、“水深火热”来形容。再加老师，特别是我姑母(当时的地下党员，李大钊同志的学生)对我的影响，使我过早地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前途命运问题，可以说是“政治上早熟。”1928年我就看过孙中山全书，以及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这就开始了我寻找我的人生道路，把我的命运和中国应走向何处去紧密地连在一起。1929年秋，我在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0年春，又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就更加促使我狂热地阅读课外书籍，除进步的文艺书籍外，有些理论书籍，特别是由外文翻译的哲学书籍，简直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地硬啃。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立三路线及王明路线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之下，我也就产生了一种左的偏见，认为理科搞革命用不上，上课时就不专心听讲，甚至偷看课外书。所以物理、化学作业我常被老师批上“Repeat”(重做)。对体育运动，也错误地认为，运动员不过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因而自己也就很少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这些都是事后认识到的。正是由于犯了极左的认识错误，所以上了大当。
师大附中的课业是抓得很紧的，月有月考.期有期考。由于学生都是走读而无住宿，同学间接触很少，也无课余学术组织和文娱体育组织，所以人们的思想也不活泼，当时我们的团支部虽然只有四个人，但抓的工作不少，如校刊就是依靠我们主办的，我记得我曾经由英文短篇小说集里翻译了一篇高尔基的小说——《她的爱人》( Herlover)。同时我们几个人还自己凑钱、自己写稿、自己发行，出版了一份四开纸的铅印刊物，刊名(反帝战线)，每期1000份。书摊上不敢卖这种左派刊物，大部分由我们几人分发赠阅了。我们还发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齿轮文艺社，会员不多，这和学生不住宿，大多数学生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只注意课内学习而不注意阅读课外读物有关。
对我们的活动，老师不支持，但也不反对，采取开明态度。只有一次我们冒犯了学校当局。大概是1931年，不知为什么，学校请大军阀吴佩孚来校讲演，并像对待出巡的皇帝一样黄沙铺地，表示欢迎，引起我们的愤怒。头天夜间，我们连忙买红绿纸书写反对吴来校的标语，如“打倒镇压‘二·七’罢工的刽子手吴佩孚”、“打倒旧军阀吴佩孚”等等，引起学校当局的慌乱，一大早就动员全体员工把标语通通撕去。同时我们还准备了第二手，请工商学院的一位大同学参加听讲，当场向吴提出质问，使会场哄动了一阵。但是，学校当局并没有兴师问罪，也就很平稳的过去了。
1930年夏，阎锡山、汪清卫联合反蒋，新军阀战争一触即发，阎锡山通令禁止一切集会结社。正好这年8月1日“国际反帝日”，反帝大同盟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阀混战、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在校学生不多，但同盟开会布置尽量发动所有盟员参加游行，我们当即准备标语口号，以十分紧张的心情等候这一天的到来。
8月1日这一天下午二时，大家到和平门外师大原址(即附中对面)图书馆门前集合，由师大学生孙志远任总指挥，当即打出红旗进行游行前的动员讲演，这时，警察已包围了师大，把大铁门关上，禁止游行队伍上街。不得已，我们几十个人便冲了出去。连同在大门外等候的同志，不过六十余人，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传单、贴标语。按照计划，捣毁国民党区党部(设在南新华街中部的土帝庙内)，然后到天桥汇合，召开群众大会。在捣毁区党部时，几百名预伏在厂甸的便衣队便把全部参加游行的人员逮捕了，几乎无一走脱。我们先被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因草岚子胡同监狱已经人满为患，等新建了房子才转人监狱关押。同时被捕的附中同学有三位，他们是徐明道、郝培众(已牺牲)和我，我们三人年龄是最小的。
狱中生活是很苦的，我们六十多人分睡在公安局看守所的两盘土炕上，除有一领草席外，别无它物。睡时挤得像罐头沙丁鱼，晚上，“海、陆、空”三军(指跳蚤、蚊子、臭虫)一齐向我们进攻。吃饭是一日两餐，每餐一个窝窝头，一块盐萝卜;有时吃带沙子、发了霉的小米饭，实在令人难以下咽。深夜常常被突击审讯，企图在你梦幻中诈出真实的口供。和我们一齐关押的还有吗啡犯、盗窃犯以及男扮女装的流氓坏蛋。以后转押于草岚子胡同监狱。就这样我们熬过53天，阎锡山被蒋介石打败，给我们造成了被释放的机会，当时警备司令楚溪春乐得送个人情，在他逃跑后，我们也就被无条件释放了。
53天的狱中生活，对一个17岁少年来说算是天枉之灾，但我也学得了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使我更加对国民党的腐败残忍的真实面目有了感性的认识，也更坚定了我追求真理的决心。
开学后我回校复课。我成了全校公开的“赤色”分子，学校对我未加责难和处理，班主任卢老师对我反加慰勉开导，要我努力学习。这是我至今深切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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