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傅种孙，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数理部，当年就在附中任教，以后虽任师大讲师、教授，但很多年仍在附中教课，很多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都还记得他。他除了在附中任教多年以外，还和很多同事共同创办了附中算学丛刻社(解放前也曾叫新华书店)，为附中编、印了不少数学课本。回想自我懂事以来直到父亲1962年去世，到家里来的客人，他们谈论的事很多是有关附中数学教学和教材的。
我们兄弟姐妹八人，有七人是附中的校友。从我记事时开始，我家就住在西河沿附中北门边。抗战前如此，抗战后回到北平，又住在西河沿算学丛刻社后院，和附中操场只一墙之隔，常常有足球越过墙掉到我家院子里来，附中操场上如有活动，我在家都能听见。
附中的老师，个个都是本专业的专家，教学又极认真，所以几乎每一堂课，对学生都是一种享受，都有极大的收获。记得教我们物理的顾老师和毛老师，讲课深人浅出，道理清楚。使学生越学越有兴趣，加上物理的实验，着实令人眼界大开，所以并不觉得课业负担过重。由于根基打得好，对一生的事业都有极大的好处。后来上大学、工作以后，碰到一些技术难题，解决后有时突然想起，这其实在中学时老师就讲过了。
附中不但数理化的老师阵容强，其他各科也是如此。我们的英文课，上课时老师很少说中文。由于底子打得好，上清华后英文通过测试免修了。清华那时徽积分和工程课都用的是英文课本，老师上课基本上说英语，我因中学时已习惯了，所以并没觉得吃力。解放后几年，一直没机会再学外语，但后来工作时常常用到英语，想想还是在附中学的，，只不过工作后增加了些专业词汇而已。
我1948年署期由陕西回到北平进人附中学习，当时正是学生运动很活跃的时期，对门的师大，刚刚发生“四九惨案”不久，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经常包围着师大，抓人是常有的事，我有一时期因家中住不下，借住在师大，每天几次都得通过他们的盘查，才能出人师大，激起了我极大的反感。那时国民党统治已经是朝不保夕，反动政府贪污腐化，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什么金回券、银元券，天天贬值，因此盼望社会、国家改变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
那时附中有些进步的同学，经常传阅一些小册子，我看了以后，才知道国民党是彻底无望了，而希望正是寄托在原来我们不了解的共产党身上。同班的王志澄同学，对我影响很大，有一次在上课的间隙中，他站起念了一篇‘这到底是什么政府?》的文章，对国民党政府批判得很透彻。在传阅的小册子中，有一本封皮上写的是“大江东去”，里面有很多文章，有一篇是(活捉王翅武，解放济南府)。看了以后，令人十分振奋。我不仅明白了很多道理，也十分钦佩这些进步同学。在他们的带动下，也渐渐地参加进步的秘密会议、和他们一起去送传单。后来就加人了民主青年联盟。
1948年底，解放军已包围了北平，我们经常能听到炮声响，这年寒假，学校已停止了大考，并提前放假了。但是同学们的迎解放活动，仍是比较多的。我家住得又近，所以几乎天天必到学校来。整天都待在教室里，后来有燕京大学的学生来校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跳集体舞，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
解放军人城式那天，我们是去前门大街欢迎解放军的，当看着雄健整齐的解放军，开着坦克、大炮，通过前门，进人东交民巷时，欢呼的群众，高兴地唱着“解放区的天”和“我们的队伍来了”。那种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刚刚解放，我家那时住在和平门内尚志学会师大教授宿舍内，有一天来了一位解放军，看了看就走了。大家很快听说毛主席要来看他的老同学汤澡真教授。没多久，毛主席带了几个人就来了，没有多少替卫。只关上了院门，大街上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一如往常。毛主席请师大的几位教授都一起去陪客，我父亲也参加了。谈完后毛主席请大家吃晚饭，我父亲母亲都去了，弟弟妹妹们还小，他们还在满院子跑，不知哪个小孩用粉笔在地上写了“欢迎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看见了说“还写了标语”。我很想见见毛主席，又不敢去，毛主席好像知道我们的心情一样，告诉秘书叫孩子们也去见一下。我急忙中拿了一本书，想请毛主席签个字，谁想拿错了，拿了本《社会发展史》，不是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看了以后说:“不是我写的，不能签在封皮上，签在里边吧。”他用钢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我如获至宝，一直珍藏着。后来去新毅工作，放在家中，万万没想到十年动乱抄家，竟失去了，真是可惜!
解放以后，那时我们正该准备考大学了，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大家参加各种活动。很多同学参加了民青和民联，1949年4月又在首都电影院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很多同学人了团。大家政治热情高涨，各种活动很多，班上办了壁报，学校成立了腰鼓队，我们还和女附中一起，成立了一个欢呼歌唱团。
不久，附中就和老区来的育才中学合并了，有了不少老区来的老师和同学，像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就是老区来的。育才的同学，纪律性强，唱起歌来，一起开口，声音极大。但开会时和他们赛歌，我们也不示弱。
1949年暑假，北京团市委办了个署期学习团。我们班参加的人很多，住在灯市口育英中学的教室里，睡在地上。天天排队去北大民主广场听大课，由“从猿到人”、“社会发展史”讲到革命史。很多领导如彭真、胡绳、孙定国、张大中都来讲过课，一个署假，成了一期革命大学的培训班。
1949年10月I日，开国大典，附中的队伍也是很突出的，我们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开国大典。
从1945年初解放，到1950年暑假我们毕业离开附中，这一年半的时间是在欢天喜地的心情中度过的，现在想起来，各种活动真是太多了。但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学习。1950年，我们年级的同学大都考上了清华、北大、北洋，有的同学参军、参干或留校当了老师。我自己在离开附中前被批准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考人了清华航空系。
在我的一生中，在师大附中上学的几年是最令我珍惜和回忆的。母校在我的心中，永远是那样亲切，那样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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