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教我们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教我们二年生物。他的板书像是颜体，刚劲有力，而且有些倾抖。李先生的绰号是“老细胞”，比我们高一届的一位同学专练李先生的字，练的很像，外号叫“小细胞”。李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高高的个子，头发大半已经脱落，穿着大褂，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台上一站，一副资深学者的风度。他知识渊博，教学娴熟自如，还有不少著述。他讲课不需备课，早已成竹在胸。由于我们是初一的男孩子，课堂上常有小动作.甚至出现恶作剧。而李先生总是耐心地用那男低音的嗓门说:“别说话。”有一次，我的鼻孔发痒，实在控制不住，则憋足了劲，来了个令全教室为之哄动的喷咬。同学们大笑之后，是一阵喊喊嚓嚓。不懂事的我又学着李先生的腔调说;“别说话”。这又引起一阵笑声。李先生不但没批评我，反而认为我是好意，说:“人家不让你们说话，你们还笑，这就不对了。”一次，李先生幸着点名册说:“都来了吧?”曹希孝调皮地说:“还有一枚没来。”这本来就是一句嘎话，李先生却认真地纠正说:“人，不能论枚，应当论位。”李先生眼神不太好，且动作有些缓慢。他背过身子在黑板上写字时，有些体育好的，就在地上拿倒立。我们还在快下课时，跳窗户到操场上提前排队借篮球。李先生常把难记的东西编成顺口溜，让学生记得更牢。如人身体上的十大元素是:碳、氧、氢、氮、硫;磷、钾、钙、镁、铁。他说话时有生动的表情，还有手势，使我长时期记住了这十大元素。一次，李先生上课，章着一块小木板、一把小刀、一只麻雀。他说:“今天上解剖课。”他把同学们叫到台前，细心地把麻雀剥开，指出麻雀的心、肝、肺、脾、胃等。后来，每当人们说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句成语时，我就想起那堂课。李先生教我们二年书，我把他当成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我在儿时游泳，造成中耳炎，有时犯病，我问李先生如何治，李先生告诉我一种方法，果然有效。后来我把这个方法也忘了。
在50年代初，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一次学校举行控诉帝国主义在华暴行大会。在会上人们争先恐后，用亲身体会控诉日本人、美国人在华的罪行。第二天上数学课，讲课一向笑逐颜开的沈绍武先生，在台上悲伤地说:“昨天的大会开的很成功，但最应上台的是李士博老先生。他曾多次受到日本人、国民党党徒的拷打和凌辱，他写字那样倾抖，就是那时留下的毛病。但由于老先生年事已高，经不起刺激，不能让他上台，否则非晕倒在台上不可。”看来三座大山也欠下了李先生的佼。
在1981年母校80周年校庆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李先生也是他的老师，李先生把矿物的十级硬度编成顺口溜，使钱老在50年后还能背的烂熟。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原先从来没见过大学生。来附中后，教我们的所有老师，包括体育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对这些老师那极其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教学技能，自然十分敬仰。我上中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是1951年春节，在这期间，我独自一人到各位老师家去拜年。李先生的家在颐和园附近的海淀镇。记得他家是一座四合院，墙基是用毛石砌筑，十分坚固。院子里有两个男童在嘻耍，听说有人找爷爷，都跑到北屋去叫爷爷。李先生急忙出来迎接。我见了李先生，还用乡下的礼节给老师破头拜年，李先生忙拉着我说:“解放了，不磕头了，这么远来看看就可以了。”在天津工作的李先生的儿子也陪着我们谈话，他说，他父亲多年来都是从学校步行回家，从来不坐车。李先生说:“现在步行是为了身体，以前主要由于经济困难。解放前，国民党政府配给的是橡子面(听说是一种连饲料都不如的代食品)，正经粮食买不起，连糊口都顾不上，哪里有钱坐车?”
李先生同时教着初一、初二两个年级，他大概是1952年暑假退休。1953年他有事返校，他原来教过的初一、初二的学生，已上初二、初三了。这些活泼的孩子们看到离别一年的李先生，就都围上来，连声叫:“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则笑着点头:“唉，唉”地答应着。这时有一个调皮鬼想考考李先生。他问:“李先生，您猜猜，我是初几的?”李先生笑着说:“你该上初二了。”这一来，一群少年都争着让李先生猜，李先生都猜对了，大家都很高兴。正当李先生快到校门口时，又一个淘气包看到了李先生的背影，说了声:“雌，老细胞!”他人小，但灵活，只见他，追上去，跳将起来，伸手摸了一下李先生有些光秃的后脑勺，探了下舌头;又机敏地藏起来了。李先生回过头来寻找目标，却啥也没看见，笑了笑，走出了校门。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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