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掌握以丰富生动的口语为基础的文字。尽管书面语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口语(因为要栩栩传神、酣畅琳漓地表现事物，要合乎逻辑、简洁生动地描绘生活，总不能不运用各种语言手段，包括采用平时人们嘴上不说的若干书籍中的词语，绝对避免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此，书面语就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口语)，但却必须以十分生动丰富、多姿多采的口语作为书面语的基础。我们看看历代卓越的作家，都是擅于采集群众语言，巧妙地运用到他们的诗歌、散文里面去的。而群众语言一经他们运用，往往就焕发异彩。他们的诗文，也象打开了窗户，让新鲜的空气流注进来一样。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许许多多作家，情形无不如此。更不必说宋代话本、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了。
自然，思想和题材是异常重要的，但如果语言这一关没有突破，那许多优秀作家的卓越之处就难免要打个折扣。在文言流行的时代，尚且如此，何况今天在文艺领域充斥着封建士大夫的时代尚且如此，何况是人民群众开始当家作主的时代!从群众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语言最有生命力，潇洒自然，活拨生动，博得群众无限的喜爱。试想一想，古代诗歌后来发展成为群众口谚的是哪一类句子呢?它决不是出于大事雕琢，绮丽纤巧的诗词和骄文，而总是来自从群众口语中提炼出来的明白易懂的诗词或偶句。象“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等，可不就是这样的吗?而这一类句子，生动自然而又流畅明白，可以说都是它们的特色。这种状况，不是也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吗?
在文学作品中敢于直抒胸臆，倾诉感情，使它具有作者的个性特色，读起来使人就象和作者面对面促膝谈心，听到他的呼吸，看到他的眼光一样，而不是烟雾迷蒙，相隔遥远，或者觉得其人穿着礼服，正襟危坐，神情严峻，高高在 最后我想到的，是作品应该寓严肃认真于洒脱自然之中。作品自然应该有修饰、有文采。但又不是过分的修饰和繁缛的文采。任何事情，过犹不及，过度了，就产生反作用。因此，必须把粗犷和细腻结合起来，把放纵和控制结合起来。邓拓同志论贾岛的诗说:“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象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这段话是深得“个中三昧”的。掌握分寸，使作品做到并无斧凿痕迹，潇洒自然之美也就显现出来了。
不论是穿衣服也好，园林布置也好，绘画雕塑也好，诗文创作也好，我想这些“美”的道理都有它们相通的地方。我们除了必须注意作品的思想、素材的选择外，从多方面来掌握美的手段，千方百计来提高艺术感染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众多的艺术手段之中，有一项，就是理解和掌握潇洒自然之美。上。作者和读者相处很近的作品，也是使人感到比较潇洒自然，生动亲切的。因此，一个作者敢于倾注感情和发扬个性，也是使文学作品增强艺术力量的又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