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孙中山 ”有关的作文
来源：文题网
时间：2024-11-18 14:56:17
《游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今天我们一家来到了位于中山市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一进大门，就有许多美丽的古风建筑耸立在我眼前，不禁感叹原来这鸟语花香的地方就是孙中山先生曾经生活过地方。看到“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这些名言警句更是对他肃然起敬。
要说这纪念馆里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当属一栋陈列着孙中山亲人及其相关事例的房子了。在这所房子里，我了解到孙中山原名孙文，而且还有一位比他大十二岁的哥哥孙眉——是孙中山民主共和制革命的强大经济后盾，即便破产后也一直支持和帮助着孙中山，为孙中山革命生涯起着重要作用；我还知道了是孙中山推翻了中国长久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被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
当然，博物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面介绍了黄兴等人民英雄，并讲述了他们的传奇故事。黄兴最经典的故事我觉得应该是由他率领的广州起义，一次极其悲壮的起义，还有他那篇极其感人的遗书，充分展现出中华人民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
这次参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真的让我感受深刻，孙中山为了推翻帝制，颠沛流离，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辛，费了多大努力，才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感谢孙中山，因为他开启了我们自由的生活。
《关于植树节的作文450字》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日，也是三月十二日植树节，祖国人民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把今天定为为祖国增添新绿的日子。
现在已是春天，上午我和小红一起去郊外植树，我们高高兴兴地走在路上，我们看到了，一朵朵美丽的花儿，还有高高的大树，一个火红的大太阳在空中挂着。阳光洒在我的头上，一滴滴汗水从我头上落了下来。
到了那里，我拿出小铁铲，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挖了一个树坑，然后再把一棵小树苗放进去，小红扶住小树，我拿起铁铲把土都填了进去，就这样小树苗栽好了。小红提着水桶去河边提水了，回来后慢慢地把水倒进了树坑。累得我满头大汗的，我用毛巾擦了擦我头上的汗。小红看着我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一只路过的小鸟也笑起来了。
植树任务完成了，我和小红走的时候，担心会有人破坏小树，所以就在它的身上系上了一条红领巾，在红领巾上面写着“爱护绿化，保卫祖国”。这时小树苗上停着一只小鸟好像对我说：“小朋友，我一定会在它的身上建巢的！”小树也仿佛不舍地对我说：“小主人，你别走，你把绿化增添的更多了，你一定会受到祖国妈妈的奖励的。”
小树我想对你说：“你一定要茁壮成长起来，你的努力一定会让祖国变得更加美丽！”
关于植树节的作文450字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阳春三月的一天，我们去植树，种下一棵棵绿色的小树苗。
我来到一个空地上挑了一块朝南的地方，因为那里阳光很充足，土地松散，非常适宜树木的生长。我和好朋友将合种一棵树苗。一切准备就绪，我抢先拿起锹，开始挖坑。本以为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可是由于平时缺乏锻炼，我使用起锹却非常吃力，刚铲了两下，我便上气不接下气了。只好和好朋友轮流换着挖，好朋友接过了锹，只见他手脚并用，先将锹插进土内，然后用脚使劲蹬，一大块土就“搬家”了，不一会，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深约20厘米的坑。我把树苗放进坑内并扶正，好朋友把土填进坑内，并用锹背夯实。我们又拎来了一小桶水，倒在树根处，一桶水很快被吸收了，我想它们一定渴坏了，于是又给它们浇了两小桶水，我仿佛看到它们在拼命吸收水分和营料，一定十分的畅快。
树种好了，我从口袋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心愿卡”，将它用红丝带系在了树枝上。我在心中许下了愿望：愿小树和我们一起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从此，我的心中又多了一份牵挂。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小树，我一定再去看你。
小树与我共成长！
关于植树节的作文450字
因为人们都知道植树会给大自然带来很多好处，所以我的爸爸就很喜欢植树。植树节是三月十二日可是三月十二日刚好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还要上课。所以，我们一家人就没有植树，我呢！就打算星期六植树。星期五放学回家我就对爸爸说：“爸爸，我们明天一起去植树。”爸爸一听到这话就爽快的答应了。
星期六早上，我们全家洗漱完毕之后就去买树苗，到了卖树苗的门口，我思考了一会儿，对爸爸说：“爸爸，买三十二棵树苗。”爸爸感到奇怪，问：“为什么？”“因为把三月十二日中的月和日去掉就是三十二。”爸爸感觉有点道理就答应了。
买完树苗，我们接着把汽车驶向老家，路上，旁边的一草一木都向我点头问好。一眨眼，我们就到了老家，老家的正前方正好有一块宽阔的地方，我们决定把树种在那里，按照一列八棵种四列。种树之前，我们先分配工作，分了啦——弟弟负责栽树，爸爸妈妈负责挖土，我负责抬水。开始，我们都认真的种树，可中到掉一棵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我感到很累，就让我老家的哥哥来帮我抬水，哥哥答应了。哥哥抬水时左摇右摆的，就像喝醉了的鸭子，抬了一会儿，哥哥不知绊到了什么东西，一下子摔倒了，哥哥站起来的时候，脸上的泥惹得众人大笑，我们在欢笑中栽完了最后一棵树。
现在，我告诉你们植树既可以防止沙尘暴、洪水……还可以绿化环境、造出新鲜的空气。来！大家一起动起手来植树吧。
关于植树节的作文450字
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即将临近，我们开始纷纷保护树林和树木。一大半的人认为只有在植树节才要保护树林和树木，我的观点却恰恰相反，我们不能只在植树节保护树林和树木，应该无时不刻的保护着树林和树木。社会上许多人士都在今天亲手植树，我和爸爸妈妈也不示弱，一起去公园植树。
我们先在公园里找了一块空地，然后爸爸拿起铲子就开始挖坑，不一会儿，一个坑就成现在我们眼前，我对爸爸说：“爸爸，你真棒。”爸爸回答说：“那是当然的啦！哈哈！”我轻轻地把小树?放在土坑里，用手把土盖在树苗根上。我又用脚把土踩平，就像在给小树苗按摩。这时，妈妈提来了一桶水，让我帮小树苗浇水，我一下子托起水桶后部，水就从桶里流进了土里。妈妈看了，赶忙帮我纠正，说道：“不是这么浇水的，要慢慢浇。”我听了，便把桶轻轻托起，这回水慢慢的流进了土里，我看了高兴极了，赶忙让妈妈帮我和小树照一张相，呵，这棵小树长大后一定很强壮。
保护地球靠大家，保护地球是所有人的责任。要想生活的好，就要做你我做起。
关于植树节的作文450字
又是一年春来到，带来了大自然的万物复苏和欣欣向荣。3月12日，那是一个营造绿色环境，期待绿水青山，呼唤人们爱护环境的特别日子——植树节。我要赞美绿色，因为有了藻类到参天大树，才使荒芜的地球生机勃勃，才有了动物，才有了人类。
我国是一个绿化面积很低的国家，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是，我国的木材的砍伐量却是世界第一，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绿色生命，爱护绿化。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我们不仅要节约纸张，少用一次性筷子之外，更要多多植树，绿化祖国。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不仅应该做到为校园栽上一棵小树，给花圃增添一朵鲜花，为草皮浇上一盆清水。更应该为保护校园美丽的环境和城市景色出一份力气，尽一点责任。
我期待有一天，清澈的河流漫游着鱼群，在清澈的小河里欢快游淌，鸟儿在枝头放声鸣唱，寂静的春天不再寂静。期待有一天，狂暴的洪水不再咆哮，灼人的热浪不再肆虐。期待有一天，每一个山谷都盛开希望之花，每一条小溪都跳着欢乐之舞，所有的荒原都变成绿洲，所有的生命都得到上天的关爱和人类的善待。
我坚信，如果我们每人都来积极植树，我们的城市将更加美丽！我们祖国的明天也必将更加美。
《孙中山三民主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三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中国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权主义要求主权在民，建立法制国家，人民拥有政权，政府只拥有治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让普通民众都吃得饱穿得暖有事做，“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大同世界”。
《广州起义简介》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1895年2月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后，即着手筹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议定孙中山前往广州专任军事准备，杨衢云驻香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输枪械。孙中山偕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等到广州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秘密和公开渠道进行起义筹备工作。首先成立兴中会广州分会。机关设在双门底王氏书舍，发展会员，迅得数百人入会。发起成立公开团体农学会，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号召，藉以掩护兴中会活动，得到广州一些著名官绅的支援。
3月孙中山到香港同杨衢云、谢纘泰、黄咏商等商定起义方略，计划以奇兵袭取广州。孙中山返穗联络各路力量，具体筹备。由程奎光负责联络水师官兵，郑士良联络广州、花县、英德、清远等地会党，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策应，广州一带的游勇、防营，潮、惠等地会党也得到联络。孙中山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後礼堂设立机关，贮藏文件、武器，接纳往来同志;在珠江南岸洲头咀设置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购置小火轮为运输工具。杨亦在香港招募散勇、工人成军，黄咏商变卖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余育之慨助军费万数千元，何启起草英文宣言，朱淇起草中文《讨满檄文》，并多方游说英、日、德在港人士，谋求支援。
8月底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完成，决定在阴历九月初九日(阳历10月26日)重阳节正式举义。10月10日兴中会在香港商议筹备起义後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顾全大局，选举杨为总统。重阳节前夕，起义准备就绪，候命待发。陆皓东制作青天白日旗为旗帜，决定以“除暴安良”为号召，臂缠红带为暗号。
至约之日，广州附近各路队伍到达广州，而杨发密电告诉起义人员、军械不能按期到达。孙中山虑误期泄漏消息，立即用暗语复电杨“货不要来，以待後命”，并迅速与陈少白先後离开广州。孙中山经香山、澳门到香港，陆皓东等则被捕。杨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後，因军械已上船，仍派朱贵全、丘四等人随轮船到广州。28日船抵广州时，朱、丘等40余人被捕。起义计划全部遭到破坏。清朝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被杀，程奎光病死狱中，孙、杨、陈等均被悬赏通缉。後孙中山称“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青年时代，曾经幻想过以改良的手段来挽救中国。1894年6月，他曾上书清廷直隶总督李鸿章，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但遭到李鸿章拒绝。上书的失败，才使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在这之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
一、乙未广州之役（1895年10月），也称广州起义，主要指挥者孙中山
1894年11月，正值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并着手组织武装起义。同月，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开会，决定联络广东各地会党和防营，于当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广州作为根据地，并从这里北伐，以推翻清朝统治。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对外称“乾亨行”，以商业作为掩护。不久陆皓东等人又在广州设立了起义的指挥机关，对外称“农学会”。孙中山来往于广州、香港及家乡香山县之间，联络会党和防营，一切准备接近就绪，不幸起义前夕事泄，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等被迫走避日本。这次还未发动的起义，作为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入史册。
二、庚子惠州之役（1900年10月），也称惠州三洲田起义，主要指挥者郑士良
1900年，孙中山乘义和团运动的时机，派郑士良前往广东惠州联络会党发动起义，又派史坚如到广州策动，他自已则从日本到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但香港殖民当局不准他登岸，只好又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打算再从台湾潜入内地。1900年10月，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率三合会众六百多人起义，分东西两路进发，连胜清军，占领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二万余人。为了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向福建、厦门方向运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破坏了孙中山的接济计划。义军血战半月，终因弹尽粮绝而被迫解散。郑士良走避香港。
三、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5月），也称潮州黄冈起义，主要指挥者陈涌波、余既成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孙中山和黄兴在两广和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起义。当时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是：在华南沿海地区发动起义，容易得到海外饷械的接济；先夺取两广为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必能推翻清朝统治。1907年3月，应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乃于3月下旬经新加坡到达越南，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在旅越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并在河内设立了粤、桂、滇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之后，孙中山派许雪秋、余既成到广东潮州，派邓子瑜到广东惠州组织起义。5月22日，余既成，陈涌波率会党人士数百人，攻入潮州黄冈，以中华国民军的名义张贴布告。由于清军大举进攻，起义军坚持战斗数天，终因死伤过重而告失败。
四、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也称惠州七女湖起义，主要指挥者邓子瑜
1907年6月2日，邓子瑜在惠州得知黄冈起义已经发动，即率领会党武装起而响应，起义军在惠州城外七女湖截获清军水师枪械，并攻克泰尾、杨村、三达、柏塘等一些村镇。各乡会党也纷纷赶来响应。义军与清军战斗十余日，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最后不得不自行解散。
五、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也称钦廉防城起义，主要指挥者王和顺
1907年初，广东钦州、廉州（今合浦）一带人民举行过大规模的武装抗捐斗争。同年9月，孙中山派王和顺至广东钦州，发动那黎、那彭、那思各乡人民起义。9月5日，王和顺率领200多人攻入防城，以“中华国民军都督王”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书》、《告海外同胞书》、《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申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革命军在战斗中扩大队伍达三千多人。但革命军进攻钦州府城及广西灵山等地均未得手。后因腹背受敌而告失败。
六、丁未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也称镇南关起义，主要指挥者黄明堂
1907年12月，孙中山派黄明堂（壮族）和关仁甫率广西游勇80多人，并联络清军内应，攻打镇南关，占领了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孙中山率领黄兴、胡汉民从越南河内赶到镇南关亲自督战。孙中山还在阵地上为伤员包扎，亲手发炮轰击敌人，孙中山十分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并到炮台附近壮族村民聚居的地方访问、宣传。由于起义军枪械弹药不足，孙中山即返回河内筹办。清军旋以四千余人围攻右辅山。义军坚守炮台，血战数日，因寡不敌众，不得不突围而出。起义遂告失败。
七、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3月），也称钦康上思起义，主要指挥者黄兴
1908年3月，孙中山派黄兴率领旅越南华侨中的同盟会员200多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攻入广东钦州。在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几十个村镇之间，转战40余日，义军队伍发展到600多人，战斗中先后击败清军一万人。后因弹药不继，义军宣布解散。
八、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4月），也称河口起义，主要指挥者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
与黄兴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的同时，孙中山又派黄明堂等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了河口起义。4月29日起义军与清军中的反正部队会合，攻克河口。在河口，起义军张贴了《中华国民军都督黄告示》。此后，起义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孙中山即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并命他赶到河口督师。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九、庚戌广州新军之役（1910年2月），也称广州新军起义，主要指挥者倪映典
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总结经验，认为军事斗争，不能仅靠会党人员，还应该运动清军，尤应在新军中进行工作。1909年10月，在香港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的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以新军为主力的广州新军起义。由倪映典负责发动工作，朱执信等人分头运动防营、巡警及广州附近的会党绿林。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清政府派兵镇压，倪映典趁机率三千新军士兵仓促提前起事。因准备不周，在广州水师的突然袭击下起义失败。倪映典壮烈牺牲。
十、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1911年4月），也称黄花冈起义，主要指挥者黄兴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
经3个月的筹划准备，黄兴于8日在香港召开统筹部发难会议，将在广州举事的时间定在13日，并拟分10路进攻。由于温生才行刺孚琦，广东当局加强了戒备，加之部分款项、枪械未到，原定计划被迫延期。
23日，黄兴潜入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广东当局已风闻起义，加强了防备，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26日晚，黄兴召集会议仓促间决定起事。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亲随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东奔西突，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逃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杀，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在革命危机关头 孙中山联合苏联反对北方军阀》
众所周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上，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并授予重要职务的，到底是孙中山。因此，从孙中山如何制定并施行其容共政策，了解孙中山在与中共合作过程中的态度、作用及其认识变化，理应是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及其政策的起点。许多年来，在涉及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政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议。简单地把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容共”建议，看成是孙中山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或者简单地断言孙中山决定接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予以重用，纯粹是因为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显然都不是十分客观全面的看法。涉及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为代表。因此，准确地解读孙中山的言论，了解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状况，对于我们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了解此后国共关系深入发展和破裂的原因，都显得格外重要。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3、42、44、54、56、77页。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第63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329～330页。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StateArchiveofSocio?Political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第36页。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多数中###史著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著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第5～7页。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8页。。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54页。。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Maring，又名Sneevliet），在中共“一大”后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有关马林与孙中山会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邓家彦《马丁谒总理纪实》，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九辑，第203～207页。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沟通。此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共领导人列宁（V?I?Lenin）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第198页。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向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1页。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陈独秀得知马林将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于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G?N?Vojtinsky）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下）：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尽管陈不愿在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就炮轰总统府，发动兵变，中共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的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负责人陈公博。注意到越飞（A?A?Joffe）、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2～156页。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实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5~66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悬殊的状况之后，接受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以上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80页。。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张继，说明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中共中央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被迫将预定的会议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于是，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的说法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的地方。马林在会后的笔记中和随后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都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却强调会议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马林：《工作记录》（1922年8月12日～9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2~83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34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41～245页。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1页。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890页。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孙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孙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时，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V?Chicherin），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6页。。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14页。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受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见李大钊《狱中自述》。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1，第357页。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65页。。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肯定。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2页。
自9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日，他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月16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1920年11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以上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7～131、401～403页。。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孙的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见《中国国民党宣言》。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孙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20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坚持在声明中写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分，与联合张作霖的现实考量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13页。，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A?S?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thepeople，bythepeople，andforthe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03～108页。
(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分类：历史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中山名言》
▲五权宪法乃兄弟我所独创。
▲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
▲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人类要在竞争中生存，便要奋斗。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谓为学。
▲自己应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应为之事，勿待明日。
▲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
▲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孙中山联俄联共》
自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会面后二人曾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1月16日，在拥护孙中山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以及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的攻击下，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败退至东江。2月21日，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12月29日，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并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孙中山护法运动》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1922年6月，陈炯明发难，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化装离粤，退居上海。
《孙中山临时组阁》
自1907年起，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月底临时参议院组成。当时，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他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最后与袁达成协议：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13日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代任。此后又苦心孤诣，协助袁世凯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其重视向国民宣誓一事。为了引导袁世凯步入民主程阶，4月1日，孙中山亲自去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