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苏东坡，我想可能并没有这样一个词语能够完美诠释。他喜于创作，敢于谏言，勇于效力，棱角分明而诙谐幽默，风流倜傥而用情专一。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苏东坡，我想“真性情”一词是苏轼一生的关键。他的真性情使他对治理国家抱有满腔的热血与决心，因为真性情而与新党毅然对立，与朋友直言不讳，被政敌抓住把柄;又因为真性情在之后的人生中结交了各路好友，笑谈古今轶事，留下种种脍炙人口的佳话。
仕途风云
由于苏轼的才华横溢，他在青年时期便鹤立鸡群，声名鹊起。在他进京应试那年，他凭着《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赢得榜眼。在那一年中，他先后获得了欧阳修和宋仁宗的赏识，称他具有宰相之才，可见对他的器重。但我认为苏东坡对于政治的理想和抱负可能比宰相一职还要更甚。
在神宗时期，正值王安石得志之时，他的新法改革过于激进，不说为了国库增收而加重的赋税使百姓纷纷逃亡异乡，甚至连青苗法，这本是为改善民生而推出的政策，也成了很多地方官员用强制要求人民借款去讨好王安石的工具。在司马光、范镇等人的影响下，苏东坡也成了反对派的一员。在熙宁三年和次年的二月，他先后给神宗上奏两次，其中《万言书》最为著名。在这篇长文之中，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恳求皇帝改变主意，他从真正的公众意见出发，对皇帝阐述当下的局面所引发的后果。
从这篇文章，我们能看到他之所以一生留连官场，绝非为了功名，而是希望以己之力使皇帝认同自己的观点，从而改变当时政治的面貌与风气，真正做到“为民”而不是“为己”。为了在那个浑浊的朝廷刻出清流的影子，他不惜赌上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
在另一段当权的日子，他根据神宗的遗诏，成了翰林，任知制诰。他极为诚心的为皇太后服务，经常一坐就是天黑。在之后担任杭州知州期间，由于暴雨而产生的饥荒具有很大的隐患，他赶忙向皇太后汇报民间的实情，试图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林语堂形容苏东坡为“单枪匹马”，我认为再恰当不过。当时，政敌利用京都并未暴雨连连的因素，斥责苏轼谎报灾情，尽管质疑声不断，苏东坡却还是独自一人奋战。他不断上书，请求拨款，购足粮食。可是，他却尝试未果，甚至被扣上了“灾伤不实”的帽子，弹劾的表章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尽管如此，在之后的任职岁月中，他还是尽力阐明百姓所受的饥荒与灾难，在一次次驳回中奋勇争辩，从这当中，足以能证明他对改变新法的决心，对百姓的关心，以及在这趟浑水中直冲向前的恒心。
命运多舛
纵使苏东坡曾任翰林这样的三品高位，他一生坎坷多舛，失势的日子远多于得志的时光。可他的智慧远超常人，又对朝廷一片忠心，而下场却不尽人意，这究竟是为何呢?
是他为百姓做事不够尽责吗?不是的，他虽然官途浮沉，但不能否认，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好官员，他为百姓做的事例足以达到彪炳史册的地步。尤其是在杭州的那段时间，他修建了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完善了杭州城的水运体系，整治了西湖，修建了三潭印月和苏堤春晓的美景。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他足以与白居易在任的那段时间媲美。
是他人脉不广吗?不是的，纵使他曾有两段时间站在当权派的对立面，但他却与欧阳修、文彦博、范镇、司马光这样的大臣私交甚好，与范纯仁、吕大防这样常年身居高位的官员也有一定的交情，甚至还与晚年的王安石交情匪浅，这种说法显然不通。
我想他之所以几度流放，是因为他的个人气质本就与当时官场的风气不符，他十足的真性情。
这可以使他深受百姓的爱戴，也可以结交诸多真心朋友，但也因为他过于固执己见，过于追求完美，而造成他的官途不利。他横冲直撞、善于争辩的性格，而与政见不合的人针锋相对，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员。他在皇帝面前过于直率，不会去讨好，甚至在太后身边独受恩宠时，也没有抓住升任宰相的机遇。当然，这只是一部分的因素，他之所以奔走官场，绝非为了功名利禄。林语堂对他任知制诰时的评价是“在皇太后对他的恩宠下，他若是一心想要成为宰相，早就如愿以偿了”。起到最本质作用的，应当是他的笔。
在他与朋友的通信间，隐约能感受到他对朝政的不满，和对理想落空的感叹，在将他视为眼中钉的政敌面前，成为铁板钉钉的弹劾证据。文中，林语堂如是写道：“苏东坡过去的生活中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种种因素叠加之下，他进入了官场失意的时期。但在这期间内，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一蹶不振，而是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陶冶身心，修炼性情。生活将他抛入了苍凉的境地，他却为此而讴歌。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贬往这三个地方时，都是他政治上最失败，生活上最困苦的时期。他却把平生功业都归于这三地，体现了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超然的人生境界，也是千百年来“苏粉”不绝的原因之一。
文垂千古
苏轼在乌台诗案后曾痛恨他的笔，苏轼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可仅过几天，就思如泉涌，下笔有神。如在有心人看来，可以说又犯了大不敬之罪。林语堂写道：“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这可能只是一时的气话罢了。无可否认的是，笔是他一生中永恒的伴侣，无论是在身居高位时，还是在流放迫害中，都成为他的挚友，他的武器，或是说心灵的窗户。更甚的是，从今天看来，他最突出的几首诗词及文赋几乎都非得意时所作。
林语堂在他外放杭州时写道：“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都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东坡的诗文也是如此。在他早期外省为官时，就已然留下几篇千古佳作。远在杭州任通判期间游赏西湖时，就写下了彰显西湖不朽美景的七言绝句《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文中写道：“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这一首。”在密州任职期间，他留下的著作更为脍炙人口。他写的词可以是《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这微醉之后驰骋猎场的豪迈情致，但更多的是极具美感又透着伤感的优美词句。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中对逝世的妻子埋藏在心底的怀念，或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在皓月当空中大醉淋漓，又抒发对子游的深深挂念。
这样一位伟人的创作巅峰应是贬往黄州的那段岁月。当时他将悲凉的境遇化为心底深处的乐观，二度创作并完善了宋词，赋予其新的定义，他向世人说明，宋词也可以富有豪迈情感，而不止是一味地追求忧伤的俗套。林语堂如是写道：“苏东坡不但成为有宋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在谪居黄州的短短四年时间，他就留下了多篇名垂千古的绝作，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和《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中，他分别写道“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和“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两首词，皆表达了虽处逆境却不畏挫折的旷远胸怀和豁达乐观的心态。《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表现出了苏轼从略微沉郁的悲伤中解脱，显出脱离乌台诗案之后的消极，很快便豪迈如旧的情怀。而前后《赤壁赋》也从三国往事谈起，进而畅谈宇宙洪荒，彰显出他在逆境中的超脱乐观和随遇而安的精神，以及被贬之后的释然，笑谈人生。
君子如莲
林语堂在文中提起了这件事：“一天，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而行。他问家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苏轼因为他的不合时宜，或是真性情，几度遭遇流放。并且文章最后提到：“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前，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我们不禁发问，苏东坡会因为他的真性情而后悔吗?我想正如孔夫子所说的话，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无从得知苏轼本人的真实想法，但这个事例应当是最好的解释。在提出他的不合时宜之后，他“遂大笑”，这可能是一时的欣喜，但更多的是看待他这一生的淡然。
苏轼总把自己比作陶潜，《苏东坡传》中多次强调，苏东坡称陶渊明为自己的前生，苏东坡的仰慕者亦然。但在我看来，苏东坡不同于陶渊明，他们虽然都清高淡雅，但陶渊明天性隐逸，苏轼却积极出仕，“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苏东坡就是苏东坡，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可以看到他的心灵影子，世人喜牡丹，陶潜爱菊，而苏轼则好比盛放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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