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将人的青年时期比作“形容词”，又将“形容词”本身作为语言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我是十分赞同的。甚至我还想把语言于人生的隐喻性扩大一些：人的一生，就是从形容词，走向动词，再走向名词，然后凋亡。
形容词是一种华丽之下的一无所有，却又是无所不有。没有修饰的主体的形容词是自由的，因为不存在某个“什么”对其进行一种限制，它多么单纯啊，仅仅是一种性质。所以，它是最接近肉体、最倾向于官能的语言，也是和人最亲近的一种语言。当我们思及某个事物、某种行为时，也正是这样一种肉体与思维的媒介将我们与事物、与行为的本质联系起来，让我们走进观念性的世界。
但动词不同，它指向行为，具有实际意义的行为，这是从虚到实的一次进步。而名词则是一次老化了。诚然，语言始于名词，始于对客观存在事物的一种定义、一种命名，而最终又生出一些极度抽象化的名词概念。所以，名词成了一种总结，其隐喻性质也无疑是最强的。然而，正如乔丽·厄尔格姆在其诗作《我的花园，我的日光》中所探讨的，语言，尤其是具有较强抽象性与定义性质的词语的产生与运用，本身就是对事物的一种狂妄的不敬与错误的曲解。在感受世界之后，我们需要将感性的官能的体验转化为理性的、抽象且精神的概念，而语言便承担了这种转换桥梁的职责。可这种转换，这种概括，势必造成事物本身意义的流失与变形，语言此时便显现出无力的悲剧性了。
这也恰恰体现了语言的另一种特性——腐蚀性。语言的每一次运用，都是对使用主体与对象的一次腐蚀——当然，“腐蚀”一词本身就不太精准，因为这种性质不是贬义的(让我姑且这么说说吧)。语言的最初及最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交流、传递信息。可恰如三岛由纪夫所说：“语言是把现实抽象化并联系着我们的悟性的媒体，它对现实的腐蚀作用，必然就包含着不断腐蚀语言自身的危险。”文学家们使用语言，明显超出了最初的目的，不然叶芝也不会说：“我会丢弃我的语言/过上得意的生活”了。语言从工具渐渐转向了艺术(或是艺术的工具，或是艺术本身)，“无用”开始侵占“有用”。而语言的腐蚀性，明显是“无用”之用。因为语言对现实抽象化的“再创造”，导致语言与现实之间，与客观真实之间，必定存在某种撕裂感。也正是这种撕裂腐蚀了主客体双方。博尔赫斯写道：“做梦是奇怪的，照镜子同样奇怪;那里面，普通的陈旧的日常生活节目，会得包含着反影所精心制造的/一个虚幻而深刻的世界”。语言便是一面镜子，其中飞过一只“左右相反”，甚至还会“大小比例失调”的鸟，不真实，却胜于真实。我们使用语言进行创造，也是在雕刻自身，雕刻语言其本身，所以异化是双向的。
语言异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则是它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复杂，背负越来越多的深层含义。《说木叶》中对字的考究，不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么?有人认为，正是语言的这种隐喻性成就了语言之美，这固然不错。可进化的最终结局是确定且唯一的——灭亡。我认为，现有语言，尤其是用于艺术创作的语言，终有一天会因为无止境的意义赋予而走向生命的尽头。那时，定会有一种崭新的语言取而代之，完成新的轮回。
波德莱尔认为：“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言。”自然界中的事物，也在这种异化中被不断赋予额外的、精神上的隐喻义。世界因为不再单纯了，事物之间充满了不可见的线。通过这些无视时空距离的媒介，最远的变成了最近的，最近的变成了最远的。万物连成一个整体，一齐响动，互相感应。可这太过于沉重了，事物的隐喻义大于了其本身的价值，于是所有人成为语言的俘虏，臣服于语言的脚下。我们造了一个神，最终却被神奴役。人是永恒的反抗者，造神是一种对自然的反抗;可我们也会毁神，这是对语言的反抗。
所以，语言啊，真是一种美丽的危险，一种危险的美丽。越接近其本质，越觉妙不可言，又越想敬而远之。写作亦是一种于刀尖上的舞蹈，一种对着深渊的凝视。
就像写完此文的我，脑中几乎已成了一片被语言俘虏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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