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 以奉献书写不凡的人生
2. 十年双十一，又一新开端
3. “双十一”的另一层含意
4. “狗患”的根源不在狗而在人
5. 等待也是一种守护
6. “匠三代”李晓洋：“修复壁画是件挺美的事”
1、以奉献书写不凡的人生
近日，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崔崑又拿出180万元，注入到他和夫人朱慧楠教授在2013年设立的“勤奋励志助学金”中，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该助学金自设立以来，崔崑院士夫妇已经捐资600万元。
谈及捐资助学的初衷，崔崑教授说，“就是要捐款回馈社会”。而崔崑夫妇生活上非常节俭，崔崑教授一件衬衣穿了30年，还住在学校的院士楼里，没买房子，没请保姆，家具陈旧，电视甚至都不是液晶的。对受助学生，崔崑教授有一条要求——学习勤奋努力。
有人说，崔崑教授是“国之脊梁”。何谓？青年时立志报国，中年时践行不渝，耄耋之年依旧持续奉献、照亮人心，所谓鞠躬尽瘁、师者风范正是像崔崑教授这样。
这样的“国之脊梁”还有很多。一位身患癌症都不舍得用进口药的经济学家，没有把千万家产留给儿女，而是用来托举西部山区孩子们的未来，他就是清华大学的赵家和教授；一位把一生献给共和国跳伞事业的“军中传奇”，80多岁了，依旧蜗居农房、吃用从简，却将攒下来的1000万元都捐给了家乡，支持教育事业，她就是中国第一代女空降兵马旭。对于他们，人生之精彩不只是体现在奋斗的前半程，也闪耀在奉献的后半段。
有人或许会说，他们劳苦功高，一生奉献，完全可以让晚年更舒适惬意，而不必过得如此清苦。然而，正是因为他们有着超越常人的境界与格局，视烛照他人为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所以在人生的晚年也不遗余力去做。这正是一种赤子之心，“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竭尽一生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对于我们而言，将这样的精神接力棒传递下去，才能让他们的奉献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诗人说，“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然后才能获得生命”。以奉献书写人生年华、绽放生命芳华，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加丰盈，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大写的人。
2、十年双十一，又一新开端
没有任何意外，今年的天猫“双十一”很快就刷新了纪录。仅仅107分钟，成交量就超过1千亿元，15小时49分，超过去了去年全天的交易量，而全天交易额则达到2135亿。这个原本产生于互联网亚文化，带有自我调侃意味的单身汉节，成为网购促销节日才仅仅10年，就已经成为代表整个社会消费潜力，乃至经济活力的主流节日。
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社会购买力依旧强劲，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潜力依然有很大的升级空间，进而说明，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双十一”之前，有外媒曾经预测今年的“双十一”成交额可能不会像往年一样亮眼。然而，当成交量突破千亿之后，道琼斯旗下媒体《市场观察》快速发表了评论，称“强劲成交趋势说明中国经济没问题。”
实际上，走入第十年的“双十一”，已经不是单纯的数字能够涵盖的了。在这些天文数字背后，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文明的普及和提升。当年5700万的交易额虽然无法和现在相比，但却把网购带入了主流的消费市场。十年来，“双十一”就像网络时代的商品奥运会，体现了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更快、更高、更强。
“双十一”首先是一场网络的压力测试，尤其是0点之后的瞬间，数以亿计的网民爆发出来的流量，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无数的交易生成了订单，订单需要支付、组织货源、发货、运输，消费者有疑问还有可能需要咨询客服，这些网络购物行为的背后，是云计算和大数据能力的提升。
每年一次的“双十一”，都在推动着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今年天猫“双十一”每秒订单创建峰值达到了49.1万笔。能够应付这样的流量峰值，说明我们的数字实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双十一”还是一场商业文明的升级。对于商家来说，网络已经不仅仅是新的销售渠道，而是成了商业要素重组的核心。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商业行为模式。变化不仅仅在消费和销售这一端，已经深刻渗入到了供给侧。在生产和组织环节，已经不能像过去那么僵化死板，必须随时根据市场端的反馈及时予以调整，甚至进入彻底的定制化生产。
供应链、产品链、物流链，网络把这些都串联起来，编织成一张无边界的市场网络，最终通过平台进行整合，进入到消费者的家里。阿里巴巴经济体中的多元化商业场景及其所形成的数据资产，与阿里巴巴正在高速推进的云计算结合，共同形成独特的“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正在全面赋能品牌、商家和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虽然有了如此庞大的规模，这一切却还仅仅是开始。10年前，网购大多通过电脑端，消费者得坐在电脑前才能购物，第一届天猫“双十一”的成交额才刚刚半个亿多一点。10年后，网购已经大多通过手机端，消费者随时随地都可以购物，非常灵活快捷。消费的变化，必然会进一步倒过来推动生产端、物流端乃至平台的变革。
在生产端，消费者必然会有更大的话语权，要求实现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产品设计和生产；在物流端，必然会要求更加快捷、方便和安全的抵达；在平台端，还要拓展出新的消费和交易方式。正如“逍遥子”张勇所言，未来一定会有新的消费模式诞生。
未来已来。这已经不仅仅是网络世界、虚拟空间的事儿了。在传统模式下形成的生活方式，都有可能要随之改变。消费模式的创新，新零售的发展，都需要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周遭的环境，是否已经为了网络时代而做好充足的准备。今天的庞大数据，未来可能习以为常。
3、“双十一”的另一层含意
老百姓的联想力是挺丰富的，11月11日四个阿拉伯数字排列在一起，居然就能和未脱单的“光棍”联系起来。嗅觉灵敏的电商们，早已闻到了屏幕后面网友们口袋里的钱味儿，于是煞有介事地搞了个双11的狂欢节，现如今也就真成了个节日。
电商们在网络上撒红包造势，网店老板们忙着囤货，网友们则把自己的“购物车”塞得满满当当，物流公司的快递小哥们也摩拳擦掌，都铆足了劲儿准备着多跑几单，在这个销售“旺季”里增加点儿收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狂欢过后，电商们忙着快乐地数钱，快递小哥们走街串巷传送着物品，网友们欣喜地打开包裹“验货”，不过，对于健忘的人类来说，一百年前的同一天，可是真切地结束过一场战争，而战后的世界也并不那么太平。
持续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1918年的11月11日结束的，而且是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结束的。在美国资深战地记者斯科特·安德森的著作《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中这样写到：“11月11日清晨，德国谈判代表在法国一处森林的火车车厢内与协约国代表签订了停火协议，协议将于当天上午11时生效。”而就在协议签署后到生效的这十几个小时里，又有数千人付出了生命，“这场最无意义的战争的结局也非常丑恶。西线德军的一些单位继续战斗，一直打到上午11点。于是，在战争的最后一个上午，有约4000名士兵阵亡。”
“阿拉伯的劳伦斯”本名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考古学家，他对中世纪骑士的故事非常着迷。他原本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一个考古学者，却因缘际会，成为了促使现代中东诞生的一些最关键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作为英国军方的情报官员，他周旋于活跃在中东地区的冒险家与间谍之间，过着传奇的生活。在经历了那些波澜壮阔却又匪夷所思的历史事件后，现代中东的雏形得以形成。作为一个对该地区的历史比较陌生的读者，要想把握住其中的人物关系颇不容易，但这丝毫不影响该书的引人入胜，如今我们通过电视报道耳熟能详的那些国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居然那样的跌宕起伏。
比如，其时的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就颇为强悍，他绝不是一个只希望保住自治权的普通的贝都因人，他在一战前就已率领他的沙漠战士们凭借着宗教狂热，打败了一个又一个不服管教的阿拉伯部落。到1923年，伊本·沙特终于征服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且为了纪念他的氏族，就将该地区命名为沙特阿拉伯，而这正是今天沙特这个国家的由来。现在我们除了知道那个地方因石油而异常富足外，对其历史还真是少有了解。
当时的人并没有预料到一战的残酷性，这和人们对武器的观念有关。当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街头遇刺身亡，德国借机挑起战争时，参战的双方都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人们都忽略了在过去40年中武器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机枪、长射程炮弹、带刺的铁丝网用来对付没有这些新式武器的民族时，自是效力无边，而当他们面对的是武器装备相当的敌人时，则完全没有意识到，“欧洲即将化为一个屠场，在随后的四年中，将有约1000万军人和约600万平民被驱赶着奔向死亡。”仅在1916年由英国将领道格拉斯·黑格发动的索姆河攻势中，战役当天就有5.8万协约国士兵伤亡。
而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在宣布参战后，也有十几万华工曾远赴欧洲，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也有5000余人长眠于异国他乡。当战争结束后，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就青岛、山东问题据理力争进行交涉时，其作为战胜国的原因也即在此。战争结束了，留给人民的创痛则是深远且难以弥合的。
战争期间，人们渴望和平，而当和平到来时，又可能因对战败国处置时智慧的匮乏而留下祸患。我们都知道，正是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平对待，而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其实，“战胜的协约国还向先前的敌人施加了不堪忍受的巨额战争赔款的重负，同时却基本上完整保留了它的统治结构，这简直是一手制造了未来冲突的最佳熔炉”，因为德国官员们很快就重建联盟和影响力的网络，为希特勒的崛起提供了条件，也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在1918年的11月11日结束了，却很难判断孰胜孰败，因为当一场战争不能“以战止战”时，又有何胜利可言呢。
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纪念那场大战的结束时，才深感和平的重要。当我们宅在家里借着自创的“光棍节”狂欢购物的时候，一定想不起这个日子的特殊意义。沉浸在和煦的阳光中，享受着岁月的安宁与美好，这或许就是战争中的人所希冀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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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狗患”的根源不在狗而在人
不仅要给狗拴上绳子，也要给人系上一根界定规则、文明和责任的“准绳”。
11月3日，杭州的徐女士带着6岁儿子和3岁女儿在小区散步，一条没拴绳的狗冲过来追着她儿子叫。徐女士护住儿子并用脚驱赶狗，与狗主人金某发生口角，被金某打至手指骨折，全身多处挫伤。目前，狗主人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警方刑拘。（《新京报》11月7日）
围绕人与狗之间的纠纷，舆论场已经撕扯多年，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一个不容回避的常识是：连爱人都不会，还谈什么爱狗？具体到杭州这起“人狗冲突”中，很明显，狗主人将狗命看得比人的权利还重。
徐女士与狗主人的对话颇有意味。同样是“护犊子”，但狗主人所表现出来的本能，和一个母亲保护自己儿子的本能，完全就是两码事。前者表露了一种极其自私和嚣张的态度，后者则是一种自然、勇敢且无畏无惧的情感。试想，如果一位母亲连保护自己儿子人身安全的权利都得不到伸张，那么又如何说得上是爱，反过来讲，打着“爱狗”的旗号伤人，只是披了一层“伪仁厚”“伪爱心”的画皮。
人人都懂“遛狗拴绳”的道理，养狗者理应更懂，但这种明知故犯的人，又岂是少数？比如，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家狗不咬人”，于是，这些狗主人要么是放任狗随地大小便，破坏公共环境，要么就是遛狗不拴绳，半夜扰民。在这种语境下，单纯的权益冲突，就会被放大成“人狗对立”，进而在公共空间中演化成涉及法律、道德等多方面的矛盾。
“狗患”的根源不在狗，而在人，通俗地讲就是“人患”。之所以很多人反感养狗，在很大程度上和养狗者的不文明行为有关。在以往许多“纠纷”中，大部分冲突都是狗主人的言行不当，以及爱狗人士过分拔高狗的权益所致。
我并非将矛头全部指向爱狗人士，只是意在强调不仅要给狗拴上绳子，也要给人系上一根界定规则、文明和责任的“准绳”。千万不要小看狗患问题，长时间的“恶狗伤人”“恨狗及人”，只会加剧矛盾，让事件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前不久，发生在浙江宁波的“狗吠扰民血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因狗患导致的人间悲剧。
当然，此事也给我们留下反思：如果一根绳子还控制不了狗狗的行为，那么对于养狗者的个人行为控制，能否从道德约束层面，上升到制度约束？而在文明养狗这件事上，又能否达成社会共识？既不让正常养狗者的利益被“伪爱狗者”的行为所误伤，也不让“狗患”成为困扰公共生活的难题，这还需要将视角从极端个案转移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层面。
5、等待也是一种守护
张翰是大连529路区间车的专职司机，一向守时尽责的他，最近在三八广场站，会比原定发车时间多等两分钟。原来，他了解到，高中生小刘和小杨每晚下课后，要在此站换乘区间车回家，如果错过了这一班，只能再等半小时。考虑到分秒时间对高中生太珍贵，夜晚等车也存在安全隐患，张师傅向领导汇报沟通后，决定延迟发车两分钟，将等待化作暖心守护。这一举动，也得到了其他乘客的理解和支持，“给公交司机一个大大的赞”。
天气凉了，有人愿为你驻足吗？暗夜路长，有人愿为你守候吗？公交车司机张翰用尽责的职业心、敏锐的观察力，给出了回答：让公交车“晚”开两分钟，等候两个高中生，守护她们的回家路。夜虽寒，人心暖。如此，黑暗的夜晚，也有一路明灯；刺骨的风，也会被暖流温柔。
两分钟很短，短到听不完一首歌；两分钟也很长，长到学生小刘和小杨一旦错过就要“再等半个小时”，与之而来的是他们父母更久的揪心和牵挂。被张翰和乘客们“延”出来的两分钟，彰显了一种价值，对张翰来说是人性化服务与职业精神的折射，对学生来说是他人助你为乐、接续将爱传递的现实教育，对广大乘客来说是在互谅互帮中逐渐凝聚成一个文明道德的共同体。可以说，两分钟的等候，无数人的支持，不仅让回家路更温暖更安全，也照见我们社会和谐运转的价值基石。
等待两分钟，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却能给人更多启示。抽象的道德，转化为鲜活的实践，才更能浸润人心。一个社会要成为价值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也需要落实到每个人的行动中。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来就不是一次性的、单向度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友善撒播出去，把心灵的火种点亮起来，才能让更多人一起携手前行。公交司机的等待，若能带领更多人以体己之心体人，守候友善、守护文明，那么它的意义就远不止是两分钟、远不止是一段路，而是让整个社会风清气朗，让更多人心向好向上。
你在前行，总有人在背后默默守护，总有人在站台默默等候。所以，有时候，让我们也成为那个守护者、那个等候者。
6、“匠三代”李晓洋：“修复壁画是件挺美的事”
出生在甘肃敦煌的李晓洋，是个名副其实的“匠三代”：爷爷李云鹤是著名的壁画修复师，曾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参与修复壁画超过3000平方米，父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叔叔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名壁画修复师。
初识李晓洋，只见他阳光、帅气，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笑起来有些眯眯眼。如果不是细聊，很难将这个年轻的男孩与壁画修复的职业联系在一起。
1989年出生的李晓洋，从小在敦煌莫高窟区长大。“儿时印象深刻的都是莫高窟的连环画，那时最喜欢九色鹿。”说起小时候，李晓洋神采飞扬。
壁画修复师这个职业，不是他最开始的选择。他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毕业后想在国外待两三年再闯闯，但是家里人都劝我回来。”李晓洋说。也许是家人的劝说，也许是对壁画修复的好奇，毕业后，他进入敦煌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
有时候，李晓洋也会感慨命运的安排。1956年，24岁的李云鹤从学校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去西北。本来目的地是新疆，因为想顺道看望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舅舅，就在敦煌停了一下。这一停，就是62年。2011年，22岁的李晓洋从国外回到他的出生地，也走上壁画修复师的道路。
命运就是这样神奇。除尘、注射黏结剂、回贴颜料层、滚压……这是作为壁画修复师的李晓洋的日常。对于他来说，看似枯燥乏味的壁画修复工作，自有其色彩斑斓。
在李晓洋的印象中，平日里温和的爷爷一到修壁画这件事上，就会变得严厉又较真。
冬天，李云鹤会教年轻壁画修复师做石膏，这也是他们的第一课。李晓洋记得，爷爷从最基础的和泥巴、补裂缝，到后面的做石膏都教了一遍。4个月过去了，爷爷发现大家还没有掌握这些技巧，非常生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爷爷发火。”李晓洋说，“当时，我心里就有些发怵。”
出生在壁画修复世家，是动力，也是压力。李晓洋说，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文物、壁画、塑像就像病人，文物修复师就像是医生，要以医德去对待手下的文物。人疼的时候会叫，但文物不会说话，所以更要用心去体会、用心去修复。“那段时间，我对文物从陌生到敬畏，生怕自己修不好。”
转变发生在接触文物本体后。2012年8月，李晓洋跟着爷爷，在河北曲阳北岳庙做修复。与文物的近距离接触，让他理解了爷爷的投入和认真，也发现了文物修复之美。
“我们每天都在5层楼高、大约离地13米的架子上做修复。室内阴暗潮湿、石板湿滑，上面就更潮更热了，我盘坐在架子上，整件衣服都被汗打湿，脸上的汗一直往下流，蜇得眼睛疼，我还买了打篮球用的止汗带。但这些都不管用，下班后衣服脱下来都能拧出水。”李晓洋说，“但一进入修复的状态，就会完全专注于壁画的病害和修复操作，就注意不到其他了。”
修复前，墙上的壁画几乎完全被浮尘遮盖；修复后，壁画清楚完整、栩栩如生。“这种喜悦的心情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修复壁画是件挺美的事。”李晓洋说。
壁画修复是一件非常耗时的工作。在河北石家庄毗卢寺的修复项目中，李晓洋和团队正式动工了10多天，总共才修复了1.4平方米。毗卢寺的壁画面积大概有185平方米、508个画像，将壁画全部修复完成得耗时1年多，再加上后期观察验收，一个工程就得花好几年。“修复壁画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怎么走动，面‘壁’的过程也是一种挑战。”李晓洋说。
在工作中，李晓洋也有了自己的体悟：“壁画修复这件事，不能用时间来衡量。急不得、躁不得，在不断的重复中磨练心性，在打磨细节中精益求精。面‘壁’，也是一种修行。”
爷爷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当好壁画修复的匠人。李晓洋觉得，当好匠人不仅要有手艺，更得有对工作的信仰，“这意味着你愿意投身并全心全意去做一件事，用时间、经验去磨砺自己。”
如今，年轻的李晓洋已经成立了自己的修复工作室。他带着团队行走在全国各地，甘肃天水、河北曲阳、山东泰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修复壁画的足迹。他还发挥学习设计的专业优势，在修复的过程中引入现代科技，利用3D技术绘制出佛像面部结构图。
“能有幸看到、触摸到传承几千年的艺术品，很幸运。更要沉下心，做好这门手艺。”李晓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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