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肯达修女满怀同情与悲悯向科学家发出掷地有声的质问。经费是用于看似前途渺茫的科研还是用于立足当下的人道救援？这的确是当今社会不可忽略的问题。
一方面，用时长、花费多的科研活动如火如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救援组织捉襟见肘的资金后援与惨不忍睹的贫穷、饥饿与疟疾。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无疑为人们带来了更多治愈疾病的机会，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当然，前提是充足的科研经费，甚至要以牺牲慈善资金来保证。接受质问的施图林格博士显然对这个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发展科技正是为了更好的造福人类。
这也正是我的思考。矛盾无处不在，但却具有和谐共生的同一性。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与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只是着眼点不同，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当关注当下与关注未来发生冲突时，则要学会“忍耐”，眼光应具有前瞻性而不应局限于当前。或许会因此而缩小了救助的范围，减少了生命垂危者生还的机率，可是也应该想到，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受益。
早在上世纪中期，刚独立不久的印度就确定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方针。那时的印度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毋庸置疑，各方面都需要巨额资金扶持和人文关怀。印度政府以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克服阻力，确保了教育的优先发展。正是由于这样的决定，印度才能在独立仅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成为瞩目新星。更令人惊讶的是，印度拥有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软件产业。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能够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争得一席，正是得益于政府上世纪的人才储备计划。那时的印度自然也有濒临死亡的病患、饥寒交迫的弱者，用于人道主义救助每少一分，弱者获救的机会便减少一分。这样的决定，在当时看来自然是残酷的，但没有人可以否认，现在的印度正是由于当时的果断舍弃而获得了更长远的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出生于一个纺织厂厂主家庭，家境优渥，但他却有一颗同情弱者的心，经常借工作之便深入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并帮助他们于困顿之中。与马克思结成深厚友谊之后，恩格斯为资助流亡中的马克思家庭，不得不回家乡从事商业活动，他用经商所得给马克思一家提供经济援助，以保证马克思有充足的时间和财力从事革命理论研究。
如果不是真正地关心劳动人民，恩格斯大可不必经常观察他们的生活，更不必倾其所有资助革命理论研究。但是，恩格斯人文关怀的方式却耐人深思，没有用于更为直接的慈善捐款，而是倾注给了看似飘渺无期的革命理论研究。因为他深知，针对当下的资助虽然明显可见，却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相反，无产阶级的革命如果能获得成功，将会有更多的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摆脱困境，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面对立足当下的人文关怀与关注未来的科学研究的选择时，恩格斯选择了更为有益的后者。并非面对受苦大众而铁石心肠，而是有着更遥远的期盼与更远大的目标。
为了让生活更美好，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都是建设社会缺一不可的。如果说，生活是一篇乐章，人文情怀则是其中跳跃的音符，跃动的是温情，而科学精神则是五线谱，牢牢支撑，赋予乐章既定的指向。如果说，生活是一首长诗，人文情怀则是其中的抒情句，散发着感性灿烂夺目的光辉，而科学精神则是陈述句，充满着理性如同金属般冷静的光泽。
正如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包含硬件和软件，构筑生活也同样需要人文和科学两者。二者应相辅相成，不失偏颇，更不能放弃看似无用的科学精神，唯有如此，生活才可以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