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正是最坚决号召大众反抗建主义精神统治的伟大斗士。他在清末，就己注意到唤起人民的自觉(所谓“自觉之声发，每响子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
—《坟•摩罗诗力说》)，致力于攻击愚民统治与奴才传统，反对“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坟•文化偏至论》)的国民精神状态。但这种呼声随即沉没于当时的守旧主义的死水中。经过了一个相当时期的孤独的“沉思”，他终于在“五四”时代找到了反封建的文化队伍。从那时候起，他就没有停止过反吃人礼教和守旧传统的斗争。他猛烈进攻“屠杀现在”的僵尸，冲破“传统思想的长城”，剥露所谓国粹主义的本相，主张用科学和合理思想的血液注射到中国民族肌体里，彻底排除那潜伏在中国文化血脉内的毒菌。他沉痛地慨叹道: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
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要推翻这“僵硬的传统”，须要彻底的变革，这就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切“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言语”，“侮蔑尽现在”的伦常，“堆在道路上的祖传，老例”，……都要毫不可惜地扫除掉。
鲁迅是第一个指出中国旧社会支配者有意识地用思想麻药来执行愚民政策的人。他深刻认识了封建统治阶级是如何巧妙地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来笼罩被统治大众，而被统治的民众又如何不自觉地把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来当作自己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前已经道破了这一真理)。例如一九二五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演讲时，就曾说过:平民……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
(《而己集•革命时代的文学》)统治阶级就利用了民众的这种弱点，来从精神上加紧对民众多实行压迫，以巩固其野蛮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