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虽然痛烈地斥骂和诅咒旧中国的没出息，“不肯自己改变一根毫毛”，可是他毫不抑低他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力与民族自尊心。这种态度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议论和作品中。他在大革命时代这样歌唱道: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民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而已集•黄花节杂感》)大革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巨大觉醒，掀起了全国的争自由的浪潮，使他对正在生长的新中国充满了光明的热望。旧时的阴郁色彩从他的作品中褪去了，在他的文字里闪现了新中国的面影。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不时吐露出阴惨逼人的悲愤，然而那悲愤正象隐藏在冰雪中的炸弹的爆裂，它使人震惊，使人不自觉对惨酷的现实生出反抗的心情，同时不得不去检讨过去失败的血史。
在他积极参加和领导集团主义的战斗队伍之后，他的以大众的爱憎为爱憎的生活态度，使他对人生、对中国、刘-世界投射了比前更明快、更爽朗的热爱光辉。假如说，在以前他对现实黑暗面的诅咒和攻击几乎湮没了他对光明的咏叹与赞美，那末，在他成为集团主义的主将之后，他的歌颂光明的豪情和痛击黑暗的正气，就象两股异常澄碧的山泉在巨川中交流起来了。
一九三三年杨杳佛被刺，他写了一首悼杨的诗，是:“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洒泪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似乎当时颇带有感伤的气氛，但其实这正是鲁迅的战斗豪情最奔放的时期。同样地，他对于柔石等的纪念文(<<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哀怨徘恻也不能掩盖他的豪迈气概。正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他特别发扬了那最可宝贵的民族自信力和民族自尊心。章冬谬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的文章的力量，是跟着他自己的思想走的。在写最初的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前，他过着一段蛰伏的生活，对人生的失望和在思想上的怀疑，使他甚至不能写作。《狂人日记》以后的+内喊》和《热风》的时代，他成了反封建的积极的战士。这时他的文字就锋利，明快，而有生气。
当他作《仿徨》、《华盖集》时，忧郁的思想又笼罩了他，虽然也在战斗，但思想的苦闷使他的文字有了琐碎无力的缺憾。他的文字的炉火纯青时代，其实是在他接受了更新的思想以后，创作固然没有了，但《伪自由书》之类的杂文里，却表现着他的文字艺术登峰造极，而影响也最大。”(艾思奇:《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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