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经济殖民地化过程中，发生了买办资本:"只是加深着中国民族经济对外的隶属关系。民族资本主义虽'、微弱地生长着，但不能挣脱国际资本的枷锁，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历来就是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衰病之身挣扎着，工人阶级在最初半个多世纪尚未成长起来，农民残喘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的重重践踏之下。
在如此的社会经济状态上僵卧的专制政体与官僚主义必然沉陷在失败主义与奴隶主义的泥塘中，过去土著剥削阶级对外寇甘于屈辱的传统更加深了这种陷落。是的，企图冲破这种封锁的维新运动终于起来了然而，“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不过一梦”桐上)，中国依然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其后，辛亥革命撤除了满人在中国的筵宴，但“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为共和二字所湮投。”
(《坟、灯下漫笔》)实际上，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精神文明受了帝国主义的炮火洗礼，更溃溢了失败主义与奴隶主义的脓血。这种脓血淤积在旧中国，造成了麻痹中国民族活力的亚细亚式的浓厚毒氛:顽固而又无自信，守旧而又无特操，贪婪而又怕进取，残暴而又怯弱，自大而又自卑，吃人而又被吃，狡诈而又愚昧，虚伪而又昏庸，吝音而又荒淫，怕革新而又爱破坏(寇盗式与奴才式的破坏)，多梦想而又无创作，自欺欺人而又甘被欺，自命中庸而又趋极端•...有这些，本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奇特的矛盾性格，但是这些毒质经过经济榨取、政治压迫、文化蒙蔽、知识独占以及各种直接与间接的传染与渗透，也侵蚀一般被压迫大众的精神生活，败坏民族风气。
自然，在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落后，生活的折磨，和革命领导的薄弱，被损害被侮辱的大众在不能找到宣泄积忿与愁苦的出路以前，为了消极的自卫，也会发展各种病态的性格;然而造成民族劣根性的责任，无疑是应由统治者与剥削者来负的。
不能否认，中国民族性不仅有它的黑暗面，也有它的光明面。只有当革命的阶级性和甲有的雄件的矛盾狭得了合理的解决，民族的积极性格与进步才能和进步阶级的实践与意识一同飞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