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竞言武事”的“轮才小慧之徒”，根本就懂，中国的手足给人完全捆缚住，即令武备扩张了，“而举国犹，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文化偏至论。)那些主张立宪的绅董士大夫，根本就不了解，政权完全操在反动统治手中，即令宣布立宪，召开国会，除了遮掩满清王朝的溃烂而外，还有什么意义?而况那些政客们不过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愿见诸事实，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衣否亦善擎断冬市恰。”
(同上)至于那些提倡工商救国者，也忘记了整个民族经济命脉操在外人手中，要想从国际资本的榨取中分一点余沥来图富强，是多么愚蠢可怜的幻梦!而况他们的动机，有了这种亡国奴式的打算，民族独立自由与否，自然全和他们痛痒无关。为要对抗这一类“活身是图，不恤汗下”的民族失败主义与奴隶主义，鲁迅主张启迪人民的自觉，争取“人国”的实现:诚然，如果不将政权从反动统治者转移到人民手中，根本摧毁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谓“人国”，也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然而就算鲁迅所提出的是一个乌托邦，而在反对“愚民的专制”的思想史上，仍然有其锋芒惊人的战斗意义。因为他所理想的人国，是奴隶的“沙聚之邦”的否定，是民族独立自由的争得，也是人民自觉的实现。他评论拜伦的精神，“重独立而爱自霭，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
(《摩罗诗力说》)其实所阐释的拜伦精神，正是他当时所强调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立与自由，所谓建立“人国”根本是一句空话。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九三年(鲁迅二十四岁)，他所写的那篇《斯巴达之魂》卜集习，就是宣扬民族战斗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充满热情文艺在辛亥革命时代，鲁迅参加了排满的革命组织。但当他感革命失败以后，他便沉潜起来了。他自譬住在一间“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房子”里面。
(见《呐喊•序言;)可是，一到“五四”春雷响动于古老的中国以后，鲁迅就以异常泼刺的雄姿要打这间“铁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