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一半由于农村公社极端与生产力不断破坏的传统状态(不消说，这两个原因是互相联矛的)，呈现着滞钝、闭锁、狠陋与萎缩的“死相”。
这种“死相”因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压力而更加加深，而且扩大到更广的社会生活圈子里去。建筑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与官僚制度，是封建地主的保护权力。有时在全国对立着儿个割据的王国，而这并不妨碍它们对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共同维持作用。剥削阶级不仅利用经济、政治、武力来维持其压榨制度，同时还利用反动的精神力量(愚民政策、科举制度_、知识独占、文化破坏等)来麻痹人民的头脑。被压迫人民本来也有他们的文化创造力量，但“士大夫常常夺取民间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沽他们的手，也就跟着灭亡”(《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_匕)》)，因此，人民的创造力就大大遭殃。汉代以后，儒教成了地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威权，南北朝以后，统治阶级更利用佛教，但没有动拓孔子在民间的偶像作用。
“愚民的专制”更加强了封建生产方法的顽固性与停滞性。这样，不但被剥削被统治的劳苦大众经常生活于淤积的死水中，连剥削者与统治者也磨去了进取的锐锋诚然，大规模的农民叛乱与异族入寇，可以搅动死水似的社会生活;但缺少先进阶级的领导的农民叛乱，不是很快给统治者的刀锋削平，就是给新的统治者利用去做敲门砖，根本不能变革固有的生产方式与精神生活。而异族的侵入中原，也并不改变土拙的封建制度，他们只是将这种剥削制度改装，以建立他们自己的王朝。
而且，在异族入寇后，中国的剥削阶级又甸伏在“胡儿”、子”的跟前效忠，借助新主子的刀锋来镇压同族的被压迫人民。显然，外寇与内寇的骚动都不曾引起中国社会的变质。如鲁迅慨然指出的:“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自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以后，古旧的封建社会制度给乍列强的魔手搂抱得半死半活。自然经济生活日益崩坏下去了，但并未引起全面的生产方式突变。
为了便利掠夺，帝国主义不能不利用土著的封建残余与地主阶级，遏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