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念了三年不正规的小学，是个低文化水平者，却终身靠笔杆子工作，且成长为作家，已出版《夫妻出征》和《送寒衣》两本潮剧，及《归侨赤子陈长明》长篇纪实文学，这三本书连同小说《怪鸟冀掉下来的人》、潮州歌册《龙腾虎跃》、相声《丢钱包》、快板《送侨批》、散文《赤子狱中情》、《演出之前》以及大型潮剧《斧头记》上下集(合作)、小潮剧《婆媳之间》、话剧《志在山河》等共10多本(篇)作品先后获奖。我能成为文艺工作者并创作出一些作品，非靠夭赋，只靠内外两个因素—
外因是党的长期培养;内因是刻苦自学。
我童年侨居马来西亚，很早就参加了当地革命斗争，自知文化水平太低，难以更出色完成任务，便决心努力向文化知识进军。怀着此坚定志气和理想，我长期不懈地刻苦自学。
先从外因—党的培养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来亚共产党地下党员邓秋到我侨居地育侨小学任教，当他获悉日寇占领时期我参加地下抗日斗争的表现后，便培养我继续上进、使我认识了共产党，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1945年9月我加人了马来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又教我为进步报刊写通讯和学写文章，处女作散文《鼠笼里的老鼠》和《牛仑山游记》终于在《现代周刊》习作栏发表，这些是他一个共产党人对我倾注心血指导的结晶。他劝我少看些剑侠和言情小说，多看些进步书籍，经他引导，我自此便专一地阅读比较进步的北方文丛出版的书，读了一本又一本，越读越爱读。该文丛所出版的书，多是我国解放区作家如周立波、丁玲等的作品，内容则反映我党领导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广大党、政、军、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缔造新中国的轰轰烈烈斗争故事。读这些书，如同不断沐浴党的阳光雨露，日益热爱党，更加热爱祖国!
约于1946年，我国著名作家、共产党员胡愈之(解放后首任中央出版署署长)主编的新加坡《风下周刊》，附设“风下青年自学辅导社”以函授方式指导青年自学。胡愈之自任社长。该社先办初级班，设语文和政治常识两门课，学制一年。语文课选读的全是我解放区作家的作品，政治常识则学从猿到人社会发展史及毛主席主要著作等。办完初级班续办高级班，课程、学制与初级班相似。我经邓秋推荐参加了初、高两个班的学习，成绩优秀，受到表彰。高级班毕业后，由该社推荐，转读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文学系。该校是达德学院的附设单位，达德学院则是共产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其导师都是进步专家学者，其中一部分解放后是我国高、中级干部。“持恒函授学校”的课本与达德学院相似。我进该校后，第一课读茅盾的作品《创作的准备》，第二课读丁玲一篇短篇小说……在上述这两个函授学校学习，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共产党。
1948年6月20日，原马来亚英殖民主义者颁布反动紧急法令，对进步人士疯狂镇压，无数人在一夜之间同时被抓进监狱，一时间全马阴风滚滚，白色恐怖考验着每一位革命者的革命气节，我被迫中断了“持恒函授学校”的学习，参加了马共领导的游击队。1949年4月我加人了马来亚共产党，不久我被捕人狱，面对敌人的刑具，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定了我的信心，许多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在身上化为巨大力量，我经受了酷刑的考验，未向敌人屈服。
监狱是座熔炉与大学。我在槟城木扣山集中营经历一年半铁窗生活，狱中秘密组织“生委会”组织难友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以能者为师。我既教别人，也拜别人为师。政治学习则是对千方百计搞到的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与《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文章的单行本进行学习。
我终被英国殖民者驱逐出境，回到解放了的祖国。组织分配我到汕头市文化馆图书组工作，我欣喜若狂，连续七年，我把全部休息时间泡在这知识海洋里。其间，党组织又先后送我到本省和原中南区两个图书馆工作培训班和广东省文化厅的艺术学院学习，并到北京和山东图书馆参观、实习。回国后我即要求转为中共党员，1956年正式提出申请，由于种种原因，未被接纳，但我始终坚定要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1958年，组织调我到汕头市文化局工作，我开始创作文艺作品。为了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我写的作品大多通过市文联创作组讨论，再修改提高。有的作品得到了群众和上级的好评，大大加强了我的创作信心。我就是这样相继写出一篇又一篇作品。
文革期间约十多年我辍了笔，但本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宗旨，从未间断自学。广东省归侨作家协会发出电影剧本和小说征文大赛讯息，我写了一篇二千多字小说《异族情》，没多久便人选发表了，我大受鼓舞，连夜创作出另一篇一万多字小说《怪鸟翼掉下来的人》又人选发表，成为此次征文大赛中五篇获奖作品之一。此后，又有一本书和六篇作品获奖。其区别，在文革前我写的作品全为供演出的剧本或通俗文学，后期作品则有小说、散文和纪实文学。
1982年10月，我终于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更加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我决心将我的余生全部贡献给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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