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着一个特别包裹。它是从台湾省经过美国寄来的，曾经牵动过我们全家人的心。
前年中秋的一天中午，我从学校放学回家，见到爸爸正在房间里拆包裹。看样子，是刚从邮局里领来的。长方体的一块，有中型收音机那么大，外面钉着木板箱，寄件人的地点是:“台湾省台北市第x中学”。我惊喜地问:“爸爸，这是姑妈寄来的?是收音机吧?”我早就盼着买台收音机了。我正想上去帮忙，哪知道爸爸一听到我的声音，双手忽然颤抖了一下，连忙侧过脸去，用手帕擦了擦眼睛。手帕湿滚媲，不知是泪还是汗。爸爸转过脸来，看了看我，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脸色阴沉沉的。他厉声地对我说:“你小孩子横得什么?饭凉了，快到灶间去吃中饭吧!”
我见到这种情形，就到灶间吃饭去。妈妈昨天到亲戚家去了，我就独个儿在灶间吃饭。吃着，吃着，七年前发生的一件往事又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映现……
那时候，我才七岁。一天，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突然闯进我家，搜查了爸爸的信件。带走了一小包我姑妈从台湾寄来的红豆。据说，这包红豆不仅是我姑妈“人还在，心不死”的证据，而且是我爸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红豆生南国……”这首唐诗，不知道红豆又名“相思豆”，所以，心里乱猜着:这包“红豆”大概是什么毒品，或者是炸药吧?不然的话，怎么会成为爸爸的罪证呢?当天晚上，爸爸被关押起来了。第二天，他被挂上“牛鬼蛇神”的黑牌子。在全公社“反复辟”大会上挨批斗。几天后，爸爸被开除出教师队伍。此后，爸爸被管制劳动，他再也不敢与姑妈通信了。粉碎“四人帮”后，爸爸才得到平反，恢复了工作。几年来，姑妈通过美国寄来过三次信，但爸爸还没有回过一次信。有一次，爸爸听说姑妈生病了，想写回信，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大吵了一阵说:“黑关系的苦头还吃不够?你还张口讨黄连——自找苦吃!”已写了一半的信纸被妈妈扔进炉火里。望着那些像灰蝴蝶飞舞着的纸灰，爸爸的眼眶里湿润了。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的双眼也滴下了晶莹的泪珠……
“小翔，你爸爸呢?”妈妈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哦，妈妈从舅舅家回来了。我这才发觉，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回答说:“一定到公社里汇报去了。”因为以往每收到姑妈的邮件，爸爸就主动地到公社去汇报。妈妈听了，问:“台湾姑妈又寄来什么东西了?”我回答说:“嗯，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放在房间里。”
我和妈妈一起到房间里去，已拆开的包裹还放在桌子上。妈妈掀开盖在上面的白布，看了一眼，不禁“啊”了一声，脸色忽然苍白了。我走近一瞧，也发呆了。原来这是台湾表兄寄来的一个骨灰盒。是咖啡色的，正面画着两只展翅飞翔的凤凰，左边侧面嵌着一小块玻璃，里面贴着姑妈的一张半身照片:她满头白发，脸上刻着密密的皱纹;眼眶深深的，眼睛闪闪发亮，好像含着思念亲人的泪花;嘴巴微张着，好像要跟我们说说心里话;胸前别着“台北第x中学”的校徽。桌子上还放着表兄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写着:
“舅舅: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母亲已于一个月前病逝了。母亲活着的时候，日夜思念你们，盼望着祖国统一，早日和亲人团聚。盼了一年又一年，盼了三十多个春秋。临死时，姆亲嘱咐我们: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埋葬在故乡的泥土里。听说大陆上现在的政策变好了，我们把母亲的骨灰寄上，请舅舅代我们办这件事，让母亲在祖国大陆的怀抱里安息……”
看着这封信，妈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滴湿了信纸。
这时候，爸爸回来了，他身后还跟来了公社王书记和大队支书。他们的态度和蔼可亲，脸上显示出悲哀的表情。他们是代表公社、大队来慰问我们的，还为安放姑妈的骨灰盒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坟地。临走时，王书记还对爸爸说:“祖国统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如果你的外甥们愿意来，我们欢迎他们来故乡探亲，来看看祖国大陆的新貌吧!”爸爸和妈妈脸上的愁云消散了。他们决定先给表兄写封回信，叫他们争取到祖国大陆来看看。妈妈连忙去拿信纸和信封，对爸爸说:“你赶快写吧!今后，我再也不会把你写的信烧掉!”
现在，姑妈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雁荡山下的泥土里。今年植树节，我和爸爸还在姑妈坟墓旁栽了梧桐树。等到祖国统一的时候，我还要陪表兄到雁荡山去扫墓。那时候，我们在墓旁，也许能听到姑妈在地下的笑声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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