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十八日是我的生日，也就是母难日。
相信还有很多人记得，公历1931年的这一天，日本炮弹里装着的为剿窃中国专门制造的火药弥漫了东三省的空气，“九一八”也从此成为刻在中国历史耻辱柱上的永不磨灭的印迹。在我没真正理解自己生日的意义之前，由于“九一八”的家喻户晓，我是很乐意将这个对我而言非同寻常的日子以“九一八”的形式告诉别人的，而且自己的生日能够和历史上的某个纪念日重合，我很以之为一种荣耀。
然后，岁月流金。成长着听到自己的骨头喀喀拔节的过程中，我先知道了生日又叫母难日，又知道了“九·一八”的历史。
历史是沉重的，所以我最初的荣耀转为一种思考:“九一八”也该算是我们的母难日吧!我们该拿什么来纪念这个被屈辱和痛苦浸透了揉皱了、现在又快成为史书上一摊蒸发了的水渍的日子呢?
仿佛记得很久以前，有人曾提出定九月十八日为“国耻日”，然而至今没有下文，而且，似乎，这一天在人们的记忆里越来越淡，就好像鲁迅先生预言过的那样，时间的流逝洗涤了旧迹了。除了孩子们的历史课本，很少有人再提日本曾经发动过侵华战争之类的话题。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日本的电器在中国大行其道，而日本的游客在曾被他们或他们的前辈用铁蹄践踏得一片狼藉、如今却成了游览胜地的中国土地上流连忘返。
的确，过去已成为历史翻过的那页。在合作与共同发展成为历史大势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的支持与帮助。往者不可鉴，来者犹可追嘛。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宽容得过了头，面对日本政府近年来企图颠倒黑白抹杀侵华历史掩盖屠戮罪行的愚蠢行为，我们总是在抗议后沉寂。从20世纪80年代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材到走马灯般更换的首相们商量好了似的轮番“告慰”靖国神社里的“英灵”，再到不久前最高法院判东史郎诬陷罪名成立且上诉败诉，日本这个盛产武士道精神的小国始终没有低下它倔强的头为上个世纪所犯的罪错补偿些什么，反而滑天下之大稽地极其荒谬地将侵略战争归罪于中国人民的抵抗，而我们虽然抗议却依然大度地向日本出口各类商品，并妥善接待各种日本团体。甚至，还有那么一小撮人，得意洋洋地帮日本老板经营以侵华战争为主题的游戏软件，或者把观看名为揭露日本军队迫害慰安妇的罪恶实为充斥着变相的多媒体淫秽内容的光盘当成一大乐事。
中国人是太善良了，还是太软弱了。宽恕了战犯，又宽恕了战争，接着宽恕了狡辩和抵赖，又进一步宽恕了性质更加恶劣的反咬一口，而且可能继续宽恕下去。所以我怀疑，日本的死不悔改是咱们的好脾气坏记性和善良共同惯出来的。不知这样继续下去，日本还会玩出什么样的更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新花样来。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几年前，我们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荃先生的孙子曾向日本政府索赔若干亿美元，因为日本在侵略战争中轰炸天津时炸毁了属于私人资产的南开女中。可是直到去年，南开八十周年校庆，赔款仍是杳无影踪，不知坐在南开课堂里的日本留学生们作何感想。
总之，一个人只可能有一个母难日，同样，一个民族经历一次这样的苦难亦足以让我们做儿女的永远反思。要防止历史上类似“九一八”的母难日再度出现，惟一的办法就是牢记母亲曾经受的痛苦，自立自强，挺直中国人一贯不屈的脊梁跟军国主义和新时期的法西斯主义斗争到底。
还有一句话是说给日本听的:再执迷不悟，那柄你们亲手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宝剑一定会掉下来斩断你们自己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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