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到国内的生活条件比美国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想准备?欧阳本伟操着很浓重的广东口音回答说:“不管祖国怎么样穷、落后，她总是我的祖国;就象我的母亲，不管她怎样穷，总是我的母亲。”欧阳本伟还说了一句非常动人的话:“总不能等祖国富强了，条件好了再回来吧?到那时候，我们回不回来都没什么大的意义了。”
他们两位都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学校老师在向他们讲解祖国近代史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形象:旧中国就象一个衣服上打着无数补钉、带着一群号饥啼寒的儿孙、受尽凌辱的苦难的母亲。在六十年代，欧阳本伟在广东江门市的祖母病危了，来电报想最后看看她的孙子。在父母的带领下，欧阳本伟第一次踏上了家乡的土地。，这以后，他又三次回到内地来旅游。他看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看到了古都西安、洛阳，看到了奇丽的七星岩、妩媚的西子湖，也看到了贫困的黄土高原。这一切唤起了他对祖国的深情:这就是我祖辈生息的地方，就是我的祖国，我的家!
一九七四年，欧阳本伟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不久，又考进了闻名于世的英国剑桥大学，他的爱人李镜莲也跟着他去剑桥。剑桥大学的老师不少是到过中国的，见到欧阳本伟总是亲热地招呼他:“中国学生!”一些第三世界去的同学，不论在餐桌旁，还是在宿舍里，见到了他总是以羡慕的神情说:“新中国，了不起！”听着这些话，他总是深深地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对祖国的了解怎么还不及一些外国朋友?他开始从报刊的字里行间寻找祖国的消息，努力想使自己对新中国了解得深一点。他还与李镜莲和一些朋友一起办起了中国学生同学会。请“英中了解协会”的朋友讲中国情况;在中国大使馆的支持下放映中国电影，举办，“旧貌变新颜”图片展览，还自己动手刻印，办起了《剑报》。他们对祖国的了解越是深广，对祖国的感情越深厚。
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们对前途进行严肃选择的重要时期，特别到了毕业前一年，他们更认真地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摆在他们面前是三种前途:一种在国外找个合适的工作。欧阳本伟当时已经在英国的《化学学会学报》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他的导师伊恩·弗兰明教授认为这个中国学生是“不错的”。以他的学历，他完全可以在国外找到满意的工作，在优越的科研条件下进一步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但是，在国外不管自己怎么用心用力工作，自己的研究成果总不是属于祖国的，而且往往只能为少数人所专利。第二种出路是回到香港去，与家人团聚。但是香港是一个小地方，越是尖端专业的科学研究就越难泥上用场。第三是回祖国。他们认为:“物质上的不足可以从精神上得到补偿”。欧阳本伟说:“资本主义国家，在管理上有它的科学性的一面，物质生活当然也比较好，但是在精神生活上有贫乏的一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那就要看你怎么理解生活的意义了。”说得多好啊里话是朴素的，却闪烁着思想的光彩。他们也曾想过:“我们的祖国会不会再发生象文化革命那样的动乱呢?”他们的结论是:“祖国的人民会懂得的。我们的祖国再也付不起这样沉重的学费了!”经过了多少个思绪纷繁的夜晚，这对年轻伴侣终于选择了最后一种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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