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到今年6月，我在美国当地的一所学校为一名来自日本的同学做翻译。学校快开学的去年8月底，我去学校看新的分班名单。学校门口摆着一张课桌，桌上放有一张纸，纸上写有各个年级的新的分班名单。我所在的班里有不少日本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位是我不认识的安藤同学。
新学期开始的那天，我在学校看到一个没有见过的东方血统的同学。我猜想他可能就是安藤。新的班主任米勒老师跟安藤说话，我走上去给他们担任翻译。这便是我做翻译的开端。
我就那样开始给安藤做翻译。不过，班主任米勒老师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桥本麦，新的日本人转学到我们这里，你给做做翻译吧。”之类的话。我只是觉得日本同学刚来这里，我不给他做翻译，他可能会有些不方便。我就好像参加志愿者活动一样开始给安藤做翻译。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真正的志愿者活动，所以对志愿者活动抱有一种期待感。
安藤去年刚到美国，英语一句也不会。我也是因此才想到要给他做翻译的。像他这样刚来美国的外国学生，一般每天要去两小时左右的ESL(英语特别课程)，不上ESL的时候就和我们一起学习。不过，像作文和拼写那样较难的课，他们就做ESL的作业。算术、图画、音乐以及体育等课，ESL的同学和我们一起上。我尽量让安藤坐在我旁边，有不懂的地方，我就给他翻译。我们就是这样学习的。
不管是老师还是美国同学说的话，只要是比较重要的内容或者是安藤必须知道的内容，我就详细地给他翻译。内容不特别重要时，我则归纳成要点翻给他听。同学们在认真、安静地学习时，我便压低嗓音，以免影响大家。如果是午休或者是大家没在学习的时候，我就用平常的声音说话。这些细小的事情也需要加以注意，我明白翻译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
在给安藤做翻译的过程中，我感到最吃力的是算术课。比算术更难的社会和理科，是在他去ESL的时候上，我用不着给他翻。算术为什么最难呢?主要是因为有时自己虽理解正确，但却很难给安藤翻成贴切的日语;有时候，自己也没把问题理解透彻，根本没办法翻译;还有的时候，算术题目中的单词意思用英语我能理解，但不知道用日语怎么表达。
除学校课程外，另一项难翻的内容就是安藤和美国同学吵架。许多场合，美国同学说安藤不是，而安藤却说是美国同学不对。我说双方都有错，但他们谁也不听我的。
另外，老师有时生安藤的气，但安藤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生气。这时，我就必须告诉安藤老师生气的具体原因。如安藤表示不能理解并说出自己的意见时，我也必须把他的意见准确地传达给老师。这种时刻的翻译最费脑筋。
开始给安藤做翻译时，我和安藤的关系不好也不坏。口头争吵有过几回.但从没有动过手。关系融洽的时候，两人还挺合得来。总体说来，两人相处得比较顺利。然而，到了12月和1月份，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四个月过去，我认为安藤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老是问个不停。但我一去学校，安膝还是连珠炮似地提问。按理说，英语也应该明白不少，我只把那些实在没弄懂的地方翻译一下就行。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有时候.我正忙着学习的时候，安藤也凑过来说:“教教我”。
我对安藤的这种态度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安藤如果老问我，他的英语就不会长进，二是我自己没办法学习。
一月份的一天，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烦躁情绪，大声骂安藤:“烦死人了!你自己不会动脑筋吗?”安藤当然也发火。我俩的关系开始恶化起来。那天，我一句话也没有和安藤说，放学后就回家了。“要是和安藤的关系一直这样坏下去，那可怎么办呢?离学期结束还有好几个月呐。”我脑子全被这件事占满了。我觉得既有自己的不对，也有安藤的过错。明天如何跟他相处?我有些担心。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第二天我一到学校，安藤就向我打招呼:“早上好!”安藤能这样做，我认为这真正是他的一个长处。我也打算在他实在搞不明白的时候，好好给他翻译。
其实，我自己也有过和安藤同样的体验，英语不会时，曾请同学做翻译。那时，我总认为全是对方的过错。现在，我总算明白了那个给我做翻译的同学的心情。
对安藤生气以后，我俩的关系并没有由此变坏。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把和他吵架的事放在心上的缘故。
9月份又将开始新的学期。我或许还要和安藤同班，还要给他做翻译。我默默地想:如果要做，就必须比现在做得更好。对他的态度要尽量克制，不能发火，要心平气和地建议他自己多动脑筋。只在不懂时才给他翻译，这样有利于他英语的进步。
我英语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心情开始做这次翻译。实际体验后，才知道做翻译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自己虽然明白，但如何翻好，如何让对方理解，却需要诚意和努力。要做好翻译，双方的人际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际关系搞不好，做翻译的前提条件就不复存在。通过这次翻译，我理解了做翻译的艰难，学到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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