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我有幸被党送进大学，读了中文系，而教授宋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又是国内外著名的女学者冯抚君先生，这更加培养了我对古典小说的喜爱。对于我国长篇章回小说中的五部第一流作品:《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文言短篇集《聊斋志异》，阅读总在十追以上，加上也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渐渐地也能从艺术感受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却总和以前或当时某些研究它们的著作对不上茬。苦如还是在大学三年级时看到的张政先生的《宋江考》，作为一篇考证的文字，它对宋江义军真实历史的探索，无论在史料上或水浒义军发展的脉络上，都提供了可贵的材料。但是，由真实史料而及于作为文学作品的《水浒》与作为小说人物宋汀的艺术创造，作者却基本上偏重于否定的评价。它们使我难以接受，因而，不能不引起我进一步的思考。我还以为，在中国小说史上，这种“历史”与“文学”的矛盾，决非个别，而是有普遍意义的。结合着中国文学史的学习，我也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我得出了与张政娘先生不同的结论。我认为，无论是说话艺术的发展，以及水浒故事和章回小说的产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都自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亦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作品，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是在“相当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时，我就把对张政浪先生《宋汀考》涉及到的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写了出来，这就是我写的第一篇谈论《水浒》的文章—《略谈水浒》评价《问题》(发表在1954年的《文史哲》上)。此后，又陆续写了这一辑中的其他六篇文章。其中除《水浒》的细节描写与性格》一篇，别的五篇，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这个主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析、评价《水浒》的思爆 -艺术，以及它所显示的中国小说的历史文学的特色。
一九五四年，我和蓝翎同志最初写的两篇文章—《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也同样带有这种论辩中思考的特点，因为它们关涉不到这本书，这里就略一而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