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再一个问题，是要防止乱讽刺。毛泽东同志说过：“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对象，讽刺的运用应当有所不同。对敌人，固然可以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对自己的同志就要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那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有的同志说：不是讲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吗?我只要遵循真实的原则，别的就可以不管了。这话貌似正确，其实大谬不然。因为，由于人的立场、观点、感情、世界观不同，对“真实”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方说，同一件事情，就可能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样，反映在人们头脑里的“真实”，其评价也是不同的。再者，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杂文作者，在撰写杂文时，不能够不考虑社会效果。不顾医疗效果的医生，决不是好医生；不考虑社会效果的作者也决不是好作者。所以，杂文作者一定要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从社会效果考虑，帮人民之所需。这样，才能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讽刺其所当讽刺，不将用于对付敌人的讽刺用于对付自己的同志，也不将用于人民内部的“有情的讽刺”滥施于敌人。这样，匕首和解剖刀各派用场，各尽其能，不同的讽刺就各得其所，“正”而不“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