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善于把“工厂的人”写成“社会的人”，他对“工业文学”的贡献恰恰在这里。如果说，在《乔厂长上任记》或者《开拓者》里，无论是乔光朴或者车篷宽，不管他们的精神境界怎样开阔，但他们作为一个工厂和一个省的工业战线的领导者，特别是由于他们处身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的境遇，“公务”的纠缠占据了生活的主要地位，使他们的“桂会人”的个性特征不可避免地展现在“工业人”的生活里。而这个解净，作为与“公务”关系不太密切的“工厂人”，又是有着特殊的沉浮经历的年青一代，却给了作者用开阔的笔力，放手描绘她作为“社会人”多种错关系的机会。
纵的方面来看，她来自厂党委书记祝同康的身边，他曾经提拔和培养过她，但这只照见了她虔诚、愚昧和肩苦的过去，现在“他们之间已经疏远了”。从横的方面来看，这汽车队也有老工人孙师傅和汽车队长田国福与她共事，而她“管理”着的同代人，如“坏小子”何顺，“时装模特儿”叶芳，特别是汽车队的“实际队长”刘思佳，虽然都和她有工作上的联系，但在他们相互的生活关系以至工作矛盾中，却丰富了解净的“社会人，性格的多方面内杨。当然.他们中无论是谁，都并非解净的陪衬，而是生活真实的存在。他们各自的性格，呈现出八十年代青年们生活与精神风貌的纷繁复杂的色调。一十年动乱，在他们的性格、心理上也都留下了不同的伤痕与烙印，不过，即使“坏小子”何顺和“时装模特儿”叶芳，
这类在我们生活中似乎不难碰到的人物，在蒋子龙的笔下，却也自有其独特个性生命的真实开掘，“坏小子”也并非‘单色调”，坏到底。蒋子龙就从油库救火，何顺心理波动的描写中写出他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些东西，写出他从解净的人格和灵魂里照见了自已。但何顺的这种心灵的自我发现，又何尝不是反映了他个性真实的另一面.十年动乱的种种消极影响，在他身上的烙印很是不浅，但即使是他，也不能说没有潜力，没有积极因素，他能在解净的人格与灵魂里照见自己并引起自愧，就说明，在何顺的心目中，还并没有完全泯灭社会主义劳动者自身的价值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