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母校四十多年了。但附中给我的教育，附中精神给我的深刻影响，她那独特的风格、独特的传统，使我没齿难忘。一想起那些位慈爱又严明的老师，那些少年时代在一起切磋琢磨、共同上进的同学，那些热火朝天的岁月，心中禁不住涌起对母校深深的感激与思念。
我是1944年考进附中初一的。到1949年北京解放，我已是高中二年级学生。不久我跳班考人北京大学，离开了附中。我在附中经历了日伪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初期，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经历大变革的时期。
当年考附中可不是件容易事。记得那年是平均四五十人录取一名。所以考取的可以说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冲杀出来的好汉，是各个小学毕业生中功课拔尖的学生。大家济济一堂，各有千秋，争强好胜，彼此不服对方，是当然的。但不久，在附中精神的熏陶下，便化为一个整体。
老师的业务基础雄厚，讲究教学方法，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这是附中教学质量长期处于先进水平的根本条件。尽管每位教师的教学风格有所差异，但都不甘人后，千方百计把学生教好。
老师们对附中的感情很深厚，他们以能在附中任教自豪。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师们和职工们的生活是很苦的，好几位老师都不得不靠在外校兼课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然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也半饿着肚子打起精神一丝不苟地认真备课，讲课从不稍微松懈一丝一毫。我深深记得数学老师李树芬，他聪明奋智，家住海淀采和坊，每次上班都是步行到校。就在一次上班的路上竟倒毙在街头，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趴在地上两手紧紧抓住地面，口鼻里塞满了泥土，怀里摘着他上班后要吃的干粮。李老师的父亲是李士博(李约)老师，在附中教生物、博物多年，享有盛誉。他们父子二人都是从师大毕业后就到附中教书，一直到死，真是鞠躬尽瘁了!
在老师们兢兢业业教书的影响下，学生也被拔高了水平，对老师教学工作的要求也提高了，对老师教学中的缺点和间题很敏感，经常向校方反映，可谓教学相长，所以，业务不过硬，工作不负责的老师，在附中根本站不住脚。
附中的老师绝大多数非常正直，非常爱国。汉奸亲日派没有市场。不少老师敢在课堂上用各种方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明讽暗喻地骂日本人、骂汉奸。日伪当局强制在学校里设日语课，同时把英语课减少到每周一两节。而附中就在校内采取自习课改上英语课的办法，保证每周上四节英语。这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的，对日语课，从校领导到学生都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结果，一年日语念完只念了字母表，生词连100个都不到。
附中办得好，和全校师生员工的集体主义精神关系极大。不但老师、学生热爱学校，其他职工也爱校如家，以自己是“附中人“而自豪，人人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如一位打钟的老工人高升，他在附中打了三十年钟，他熟练到不看钟表都能掌握上下课时间，误差几乎是零。生物、化学、物理实验室的负责人是刘惟一先生，业务精湛，技巧熟练。成套的生物、化学、物理实验他都会做，把几个大实验室管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为了准备实验，经常早来晚走，从不声张。教务负责放成绩单的老师，都把学生视为自己的子弟，他们虽不教课，但在发成绩单时往往要对学生镜几句中肯的话，或鼓励或批评或指教，使学生体会到老师对自己的关心与期望。
附中师生在政治上有强烈正义感。爱国的、进步的老师很受欢迎。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不少老师表明了向往解放的心愿，公然抨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临解放时，许多老师同学参加了护校迎解放的工作，像民主青年联盟这样的组织，做了不少群众工作。解放后，学校秩序井然，很快复了课。同时有一批同学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南下工作团，直接投人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