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主义文学方面，我们的长篇古典小说，也有着优良的传统，但代表这个传统的，并不是《金瓶梅》那种近于自然主义、只有逼真的丑恶生活细节描写却缺乏崇高思想内容的作品，而是富于理想的现实主义伟大杰作《红楼梦》和《儒林外史》。
《红楼梦》可以说是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峰，它的完整的艺术结构，突出而众多的典型性格，真实、细腻而又高度精炼的艺术描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把《红楼梦》的主要倾向看做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不一显必须否认这部作品在某些方面或者说它在一足程度仁也表现了积极浪漫主义艺术方法的特点。这首先是指的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形象的创造。张炯同志在他的《也论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一文里所下的断语:“至于把贾宝玉和林黛玉也看成是两结合的形象，那更是完全忽视艺术方法的具体特点的说法。
贾宝玉和林黛下的悲剧性格和悲剧结局，乃是现实逻辑发展的无情揭露。他们的性格在封建社会趋向崩浪时期的典型环境中，是十分典型的。是的，作者同情他们，在他们的反抗中也寄托有作者的理想，但曹雪芹最终只能含泪为自己的主人公唱出内心的挽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如果所谓“悲剧性格和悲剧结局，乃是现实逻辑发展的无情揭露”。
所谓“唱挽歌”就不是古典小说中“两结合的形象”和“忽视艺术方法的具体特点”的根据，那么，这个根据是不充分的，而且是和张炯同志认为古典小说“两结合”的典型作品《水浒》英雄的“性格”和“结局”相矛盾的。因为既然“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性格和悲剧结局，乃是现实逻辑发展的无情揭露”，不是“两结合的形象”，那么，为什么“施耐庵尽管创造了一百零八位如此众多的英雄，建立梁山水泊这样的世界，而终于不能不忍痛地摧毁了自己的理想世界，写出英雄们不可逃避的悲剧结局”，就是两结合的作品，就创造了两结合的形象呢?要知道，那梁山英雄下层人民的反抗者李逵、武松、鲁智深，最后不得不走向妥协投降的命运—不仅跟随宋江投降去征服其他义军，双手染满了阶级兄弟的鲜血、而且从“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到武松的最后出家，鲁智深的只想“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以至于李逵连这些也得不到。而难免死于‘御赐欣洒”，这也是“悲剧性格和悲剧结局，乃是现实逻辑发展的无情揭露”，也是“唱挽歌”。就这些所谓“现实逻惰发展”来说，李逵、武松、鲁智深和贾宝玉、林黛玉的性格命运，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水浒》情节的宏大的悲剧结构，就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军的所谓“现实逻辑发展”最充分、“最无情”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