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在美国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曾去关国留学两次。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我的故乡在太湖之滨。少年时期，祖国支离破碎、任人宰割的惨景，曾深深地刺痛过我的心。那时，我立志要奋发学习，长大了用知识来使祖国富N起来。一九二六年我高中毕业后，母亲和家里的人要我报考医学院。可是我不愿当医生，一心只想考教育学院。我总以为，教育可以传播智慧的火种，塑造人的灵魂。于是，我报考了燕京大学教育系。
四年后，从燕京大学毕业，学校要聘用我，但我感到发展中国女子的中等教育比留在高等学校更重要，就离开了燕大，来到上海中西女塾任教，不久被提升为校长。那时，我正是想用自己辛勤的工作来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
一九四O年，为了更好地掌握教育及其管理的方法，我利用休假日，远涉重洋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所进修中等教育，一年后，又回到中西女塾。“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在旧社会，我的美好理想，在中国只能飘起一些泡沫，换得儿声叹息。一九四八年，我又一次来到舒伦比亚大学攻读中等教育，以获得博士学位。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诞生的喜讯，象春雷震撼了世界。我那时远在太平洋彼岸，听到了祖国解放的消息，便决定立即回国。哥伦比亚的教授劝我说:“你写完论文可以得到博士学位。现在放弃论文，马上回国，岂不是太可惜了!”然而，爱国的热情在我胸中燃烧，我哪里还顾及学位的事呢?记得离别时，美国的教授还一再叮嘱，要在五年之内务必再去美国拟写博士论文。其实那对，我哪里还考虑这些。翌年四月，我乘坐一条美国的商船毅然决然返回祖国。当轮船驶进青岛港时，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外国的轮船上升起。庄严地、威武地引领着外国船只驶进港口，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回到上海后，我急忙到市教育局报到，要求参加教育工作。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我，并说:“我们共产党仍然请你当校长！”短短的一句话，使我无比兴奋。那时，我已年近半百，新中国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美好。我感到再也没有能比为祖国新兴的教育事业服务更幸福更有意义了。
学校生活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清晨，我到操场上，检查学生的早锻炼，夜晚，到学生的寝室，看看学生们睡得是否香甜;我还买了许多树苗和花秧，种植在校园里，我与教师一起备课、听课，摸索教学规律……
五年后的一天，我接到哥伦比亚大学寄来的信，催促我快去美国拟写博士论文，否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历将全部作废。这封信，在我心上激起了一些波澜。我想，博士学位是一个光荣的称一号，自己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祖国和学校现在正需要我，再说美国的一套教育制度也不适应新中国的实际。我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放弃学位，留在祖国。”
十年动乱中，我虽曾被扣上“走资派”、“国际间谍”的帽子关进小房间隔离审查五年之久，市三中学也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黑样板。在那些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们心自问:我到底错在那里?我觉得，学校工作上过去是有缺点的，但成绩是主要的，我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我相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
又一个难忘的十月来了，胜利的喜讯随着东风吹进了心扉。我赶到学校，又一次向领导提出了重返教育岗位的要求。不久回到了市三中学。在学校里，平时除了外出开会，总是忙于制定教学计划，参加招生考试，分析教学情况，接待外宾来访。尽管我年纪大了，身体也虚弱，但我忙得很高兴。
在自己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虽然经过几番颠簸，但我并不因此沮丧、消沉，我深信祖国是有希望的。我要在祖国前进的道路上走到底。一九七九年秋天，应市三中学旅美校友会邀请，我去美国访问。访美期间，我顾不得游山玩水，探亲访友，而是积极参加各种聚会，向当年的学生介绍母校解放三十年的变化，使他们对祖国的教育有正确的了解。回国时，我又在美国、香港买了一些书籍、树苗、花籽带回来。如今我已经是八十高龄的人了，有生之年我还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点贡献，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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