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是每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就有着足够的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过是坛用了历史辩证法给予了科学的总结。在这篇《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举出了两个例证:
一、历史上的隋唐时期，流行的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但它们并没有使我们的音乐消亡，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这说明“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
二、是关于“五四”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这篇《谈话》多次讲到鲁迅，认为“鲁迅是民族化的”。“鲁迅对于夕旧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悦，但他不轻视中国，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他的光辉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鲁迅既翻译了大盆的外国作品，也创作了《呐喊》、《傍徨》、《故事新编》，他自己又曾说过，他创作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但鲁迅对这种“仰仗”，却是按照他的“拿来主义，的原则加以占有和挑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休。”所以，他以总结经验的形式告诉读者的，却又都是切合中国艺术